田间诗歌中的云南书写
熊 辉
（四川大学外语学院，成都 610065）
田间（1916-1985）是中国现当代著名的“战斗诗人”“鼓手诗人”和“大众化诗人”，他的诗歌在抗战时期经由昆明传到了英语世界。1949 年之后，田间没有停止诗歌创作的脚步，他先后到访了祖国边疆内蒙古、云南以及新疆等地，创作了一批书写少数民族地区和各族人民新生活的诗篇，是诗人在新时期的“精彩之作”〔1〕。
1956 年11 月①关于田间是什么时候去的云南，学术界目前有两种看法：一说是1954 年11 月。比如田间自己曾在《寄云南友人》一文中说：“回忆一九五四年，数十年前，我曾在云南度过半年，跋山涉水，走过大半个云南。”（田间：《寄云南友人》，《云南行》第329 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82 年出版）又比如郭怀仁先生在《田间论》中写道：“1954 年6 月，田间将新中国成立后五六年写的诗歌汇编成《汽笛》，由作家社出版……同年11 月，又来到云南昆明，在云南各地采风半年。”（郭怀仁《田间论》第15 页，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 年出版）但应该是田间记忆错误，而郭怀仁先生根据田间的文字也得出了错误的时间。事实上，田间到云南后参加了“云南省民族民间文学工作会议”，参加了“中缅两国边民联欢大会”，而这两个活动的举行时间均是在1956 年11 月至12 月期间，所以，田间到云南采风的时间应该是1956 年11 月至1957 年5 月。，田间来到祖国南部边陲云南，在这里他用半年左右的时间走访了很多地方，创作了诗集《芒市见闻》和《长诗三首》：《丽江行》《阿瓦人》和《龙门》，这些作品是田间集中书写云南的宝贵诗篇。1957 年7 月，《芒市见闻》在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主要书写少数民族在新社会的生活、歌颂边疆的人情风物。1958 年10 月，《长诗三首》（上、下册）在作家出版社出版，田间自己评价说：“这三首长诗，都是写劳动的，以及社会主义的种子，怎样播种在边疆地区。”〔2〕1091982 年11 月，云南人民出版社将《芒市见闻》和《长诗三首》合在一起，以《云南行》为书名出版。因为有边疆风物和民族文化的浸染，田间诗歌中的云南书写才成为他在新时期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
云南作为中国西南战略位置最突出的省份，与越南、老挝和缅甸接壤，在对外交流和双边关系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田间到云南的时候，正赶上周恩来总理和缅甸总理参加的“中缅两国边民联欢大会”，他的云南书写显然受到了这次大会的影响，突出地表达了云南作为边疆之地，在中国的外交活动中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意义。
田间认为云南是祖国对外关系的前沿阵地，在发展对外关系或抵御外敌入侵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1981 年国庆节前后，田间在为诗集《云南行》所写的序言中说道：“写芒市的当时，我曾参加中缅两国领导人的会见。这次会见，是边疆史上的一次大事，值得记载。我国的边疆，在高山大川之间，在长河峻岭之边，各族人民，辛勤劳动，休养生息，以他们的汗水，哺育过无数的奇花秀木，若遇侵略时，则以他们的血水，写成了胜利的红字。”〔3〕而在写下这段话的十五年前，正是各族人民在新社会里自由幸福地呼吸新鲜空气的美好年代，那时候的云南在建立良好的中外关系和双边关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田间在云南期间，参加了中国和缅甸政府在芒市举行的两国领导人见面会。晓雪谈及田间在云南创作的诗篇时说，20 世纪50 年代前后是中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事业和外交关系激情最高的时期，“在这一年（一九五六年）的冬天，友好邻邦缅甸的总理，应邀来到我国云南边疆的小城——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的首府芒市，同我们敬爱的周总理会面，两国边民在芒市进行和平友好的大联欢……诗人在这样的美好年代和美好季节里，来到云南，来到芒市，在这样的美好年代和美好季节里，同各族人民一起欢笑，一起歌唱”〔4〕3-4。
田间在新中国成立后创作的诗篇主要表达了对和平与自由生活的热爱之情，比如《欢送曲》《预言》《当太阳出山时》《大海之歌》《鸽讯》等，他作品中的云南书写延续了这样的基调，将云南这片土地视为和平之所。诗人初到芒市的时候，被那里的热带风光深深地吸引，“芭蕉”“竹林”“木瓜树”“绒球花”让街道如同修筑在森林和花海中一样；
更美丽的是佩戴着鲜花的傣族姑娘，她们“白的纱衫，绿的围裙，好像湖水来回荡漾”。诗人抒情的笔端最后落脚到对和平的歌颂上，他认为“芒市像一个天国，这里是和平之乡”，那“千里芦苇，千里花香”就是为了迎接“从山那边来的客人”，也仿佛在说：“我们是忠实的朋友，我们待你像亲戚一样！”这首《芒市》写于1956 年12 月边民大会期间，表达了对国际友人和国际和平的热情礼赞。所谓“边民大会”指的是中缅两国边境人民的联欢大会。1956 年12 月15 日，缅甸总理吴巴瑞率领400 多人的代表团于下午3 点在周总理陪同下，沿滇缅公路由缅甸九谷步入畹町口岸进入中国，稍事休息后即前往芒市参加中缅两国边境地区边民联欢大会，周总理及缅甸贵宾一行下午7 点左右才到达芒市，从畹町到芒市沿途村寨各族群众纷纷在道路两旁手举中缅两国国旗夹道欢迎，到芒市时，从三棵树到缅甸贵宾住地芒市宾馆的街道两旁，数万名各族群众对两国总理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12 月16 日，芒市城区万人空巷，人们纷纷走上街头参加边民联欢大会，芒市广场上悬挂着“中缅友谊万岁”“世界和平万岁”的大幅标语，中缅两国国旗迎风招展。当中缅两国总理步入会场时，穿着节日盛装的各族群众热烈欢呼，芒市广场成了一片欢腾的海洋，周恩来总理和吴巴瑞总理在联欢大会上分别发表了加强中缅友好关系的热情洋溢的重要讲话。这次边民大会促进了中国和缅甸两国的友谊，而芒市成为架起两国友谊桥梁的支点，田间在此创作的诗歌记录了这样一个重大的外交事件，表明云南在推进外交和国际和平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为了记录边疆人民为祖国邦交做出的贡献，田间特地写下了一组诗篇。比如田间的《孔雀从四方飞来》描写的是傣族人民和其他各族人民汇聚到芒市，热情欢迎缅甸客人的热烈场景。田间在诗中用云南常见的美丽“孔雀”来比喻好客的边民，他们从四面八方涌到芒市，为“远方的来客”带来了“露水”“花香”“松果”“槟榔”以及“欢乐的心”。田间还以边疆的“大青树”为依托，把它比作撑起社会主义新生活的“天棚”，边疆人民就像生活在“大青树”下的枝叶：“根呀，根儿相连，叶呀，叶儿相亲。”“大青树”也是守卫祖国和平的力量：“它伸到高山尽头，它在山边站住。它爱自己的祖国，也爱它的朋友。”缅甸是中国的友好邻邦，因此田间要表达对他们的祝福。在《给白鹤》这首诗中，“白鹤”比喻来自缅甸的客人，他们是中国新社会的亲历者和中国边疆人民热爱和平的见证者，这首诗赞美了傣族人的新生活和他们在建设双边关系中做出的努力。中缅人民的友谊是田间诗歌表现的重要内容，在《芭蕉和甘蔗》一诗中，诗人赞美“陪伴边城千里疆土”的甘蔗和芭蕉，把这两种植物称为“甜蜜的树”，它们种植在芒市入口的左边和右边，“是要让它们作证：我们的甜蜜的果子，要送给我们的盟友”。缅甸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最早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上的合法地位的国家，因此田间把缅甸视为“盟友”，而正是出于对“盟友”的热情欢迎和接待，才有了双方边境人民的联欢会。
除了站在中国人民的立场上表达对客人的欢迎之外，田间的诗还关注到了缅甸人民在云南的状况。缅甸与中国云南接壤的是克钦邦，居住在克钦邦的克钦人与中国的景颇族属于同一民族，古时候属于南诏国或大理国的领土，在元明时期属于中国的构成部分，因此克钦邦的人民与中国有着天然的亲近关系。在《克钦邦的人》这首诗中，克钦邦的邦长把保卫过克钦人的宝剑赠送给中国人民的时候说：“从北京去的人，/就是他们的眷亲，/是克钦家族的一员，/要共同握着剑柄。”克钦人希望守护他们的宝剑，也能守护像他们亲友一样的中国人，足以看出缅甸人民也视中国为友好的邻邦。两国人民生活在没有距离和阻隔的空间里：“在我们的中间，/只有一道篱笆，/你在篱笆的那边，/我在篱笆的这边，/竹梢搭着竹梢，/屋檐挨着屋檐。”即便是有篱笆，但“那篱笆并不很宽”，即便是有竹梢，但“竹梢呵也不很高”。两国边疆的人民“喝着一条河水”，同时“唱着一支歌”，即便待在自己的屋子和国度里，也彼此“能够听得见笑谈”，看得见彼此的心。
对和谐邦交关系的追求和治理是新中国成立后最重要的外交任务。周恩来总理日夜操劳，不顾个人生命安危而奋战在外交前线，诗人田间坚信有了这样的总理，我们的外交一定会取得辉煌的成就。《一支歌——给一位政治家》写的就是周恩来总理从云南边境出发，去迎接缅甸总理来华参加两国边境人民联欢大会的情景。“穿过丛林和池沼，/他走了许多日夜”，这种身体上的劳累对总理而言毫无艰难可言，最难对付的则是那些阻碍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对外建立和谐关系的“阴谋家”。但这些都不能阻止总理外交的脚步，他“昂然地抬起头来”，微笑着面对一切困苦，从而使人们坚信：“他是在寻找和平，/寻找知识和友谊，/路程不算很长了，/他快要登上高巅。”周恩来总理与缅甸总理在边陲小城的会见具有历史性意义，而对田间个人而言，他则进一步认识到了周恩来总理的伟大形象和人格魅力，这也是为什么在《芒市见闻》这部诗集中会出现与云南不相关的诗歌《一支歌——给一位政治家》的原因。周恩来总理病逝之后，田间创作了《清明》这部诗集来表达对总理的怀念之情，抒发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热爱之情，从而宣告了他从严酷的语境中重新“归来”的创作姿态。在1979 年岁末创作的《答边疆》一诗中，他把芒市称为“哲人到过的地方”〔5〕，所谓的“哲人”，指的就是周恩来，田间在此将总理的形象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从这些作品中我们也不难发现田间与周恩来总理之间的亲密关系，体味到他对周总理的一片深情与敬意。田间在《东方的传说》一诗中，借用傣族人的神话传说来呼吁东方国家应该团结并亲如一家人：“东方的兄弟们，/我们是一只鹰”，这实际上也是诗人在书写一种和谐的国际关系。
从田间书写云南的诗歌内容上讲，《芒市见闻》中的《勒拉》《阿瓦人》《橡胶树》等短诗以及《丽江行》《阿瓦人》和《龙门》三首长诗，均是刻写云南各族人民的英雄形象和自由精神的篇章。因此，田间诗歌中的云南书写，实则主要体现为边疆的民族书写。
田间抒发对祖国边疆的热爱之情，目的是要赞美各族人民的勤劳和勇敢精神，为他们在新社会下的幸福生活歌唱。田间在新中国成立后走访过很多边疆地区和少数民族聚集的地区，他深刻体认识到各族人民生活的艰辛和为新社会的全心付出，从多民族国家统一的角度来由衷地赞美各民族人民的新生。“我的笔，虽然笨拙，但寸心欲狂。我先后访问过内蒙古自治区，也曾访问过甘肃和新疆等地。各族人民对我的帮助，此生难忘。胸中澎湃，笔端沸腾，总想要为边疆人，为我们的爱国者们，写下我的心中话。同在一个蓝天下，共守一枝祖国花”〔3〕。这是田间在事隔二十多年后，回望自己当初边疆之行时依然激动万分的心理写照。在他看来，边疆的少数民族人民待人热情，对新社会充满了无限的热爱和认同之情，他们被田间喻为“爱国者”，喻为同在一片蓝天下守卫“一枝祖国花”的新社会主人。
各族人民的生活在新社会的变化是田间云南书写的主体内容。在参加中缅边民联欢大会的时候，田间注意到了一位名叫勒拉的景颇族青年人，“他拿着一个鸟灯”，紫红色的腰带上“拴着细长的竹箫”，田间在此刻画的是一位悠闲自在的勒拉形象。但在新社会建立之前，勒拉的手上拿的不是鸟灯，而是一把“长刀”，“他的刀耕过土地，/他的刀砍过树梢”。田间笔锋一转，很快将诗思转入勒拉的往昔生活，从而使新旧社会中景颇族人的生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紧接着，田间赋予景颇族人的“长刀”以坚韧的民族革命般的象征意义：“谁不知道景颇族，/离不开一把长刀。/凭着那长刀一把，/要把那穷山砍倒。”居住在玉龙雪山上的纳西族人自古热爱和平，他们希望远方的来客“携来的是水瓶，/不是带的长枪。”他们会善待那些为着和平而来的客人，“只有拿着水瓶，/才可以取回乳浆。”傣族和景颇族人积极投入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大潮中，《橡胶树》这首诗是对两族人民的经济作物橡胶树的刻写，把漫山遍野的橡胶树比喻为“建设者”，中国的橡胶一定会走出国门而“名满世界”。阿瓦人的英雄形象成就了田间民族书写中最具力量和勇气的诗篇，阿瓦人生活在险峻的大山上，但有个英雄的阿瓦人在与国民党军队作战的时候，“他的身上中了九颗枪弹，/他还是握紧了长刀，/一步一步攀上悬崖，/把敌人的头颅砍掉”。《自由》这首诗是对热爱和平与自由的傣族人的赞美，那些卖橄榄果的傣族姑娘“头上插着白的花，/手上戴着大银环，/她好像一轮明月，/行走在竹林中间。”傣族人一直崇尚自由：“她的祖先说过，/傣族就是自由，/可是直到今天，/她才有了这个姓名。”田间认为，热爱自由的傣族人民只有在新社会里，才能过上真正自由的生活。
田间的民族书写充满了浪漫主义气息和现实主义精神，把热爱劳动、崇尚爱情和自由的纳西族人民写进了长诗《丽江行》。该长诗是根据田间在云南的见闻写成的，他回忆说：“我们上了山，去访问白族居住的一个村寨。这座寨子，可以说是英雄的村寨。寨子里的男女，在一个夜间，杀过国民党的几十个官兵，并把那些野兽，从竹林里拖到山崖背后。首先发起这次起义的，据说是妇女同志。”〔2〕106长诗中阿海妹的原型大概就来源于田间的这些访问，《丽江行》以神话故事为引子展开书写，阿海妹是“玉湖”边上的一个牧羊女：“勇敢、快乐、活泼，/这就是她的性格，/紫红色的野菊花，/好像是她的脸孔”，她是“纳西的一颗珍珠”，她喜欢上了会吹葫芦笙的阿塔哥。但是地主木高却喜欢上了阿海妹，给她家里送去了“酒”和“布匹”，要她成为他的第九个夫人，阿海妹宁愿跳进湖水淹死也不愿意和木高成亲。在木高买阿海妹为妾的期限临近的前一天晚上，阿海妹和阿塔哥这对恋人打算“逃到很远的地方”，一起幸福地生活下去。但木高派人埋伏在路上，“打伤了阿塔哥，/抓走了阿海妹，/山风林涛在呼啸。”阿海妹被囚禁在“土牢”里，她感叹在旧社会里穷人的命运真凄惨：“一个牧女的命运，/一个贫农的生命，/轻得像一根小草”。勇敢的阿塔哥在一群年轻人的帮助下，救出了阿海妹，他们沿着雪山的方向逃走了，碰巧在路上遇见了游击队员和边疆的哨兵，从他们那里得知“黑夜已经退败，/边疆已经解放”。在人民军队的帮助下，木高等仗着权势和钱财欺压百姓的恶魔势力被铲除，阿海妹和阿塔哥随着新社会的建立而迎来了真正的自由，成了水电站的工人，开始了幸福而快乐的生活。田间在这首长诗中将神话传说与现实故事融合在一起，后半部分还加入了游击队员和解放军的活动，从而使纳西族人民的美好愿望得以变为现实，符合人们的阅读期待，也表达了对新社会的礼赞。纳西族人民追求的自由和幸福只有在新社会里才能实现。
田间赞美阿瓦人民与国民党残留势力坚持斗争的勇气和智慧，用诗歌塑造了一对相恋的青年男女的英雄形象。田间说他“要写的东西，一般说，总是自己接触过的。哪怕是接触得少些。这要比不接触的好”〔2〕109。比如长诗《阿瓦人》（最初名为《佧佤人》）就是他在研究这个民族的基础上，亲自走访了阿瓦山（田间作品中的“佧佤山”），并查看了很多社会调查资料，然后将写作提纲和故事细节拿来与在阿瓦山做党委工作的同志共同研究，最后才动笔写成的。长诗《阿瓦人》分为十章，反映了阿瓦人民长期遭受外族和异邦殖民者的压迫，但勤劳勇敢的阿瓦人民团结起来“把敌人和贫穷赶走”。长诗中的女主角娜妹曾经是一个奴隶，她的美丽和才情在阿瓦山是出了名的，现在是一名共青团员。岩郎是爱上娜妹的壮小伙儿，他的“刀很亮”，他的“手很壮”，但当他奉岩松王子之命要去打仗的时候，娜妹警告他：“眼睛要看清方向，/……如果你要挥刀，/就要对准蓝号目。”蓝号目是国民党军队的残留力量，这几行诗表明娜妹在立场上已经和人民侦察兵站在一起，她是个有是非观和主见的女性。当岩松和蓝号目的军队与人民侦察兵激战的时候，娜妹让镇守在桥头的岩郎把火力对准真正的敌人，于是换来了侦察兵战斗的反转；
她带领阿瓦人民最终识破了蓝号目的诡计，在他准备召集土匪部队逃离的时候，将其逼迫得只有躲藏进了悬崖的深洞里。当蓝号目在饥饿难耐而走出山洞乞讨食物之时，正好遇上了娜妹，于是朝她开了枪。受伤的娜妹呼唤心上人岩郎，岩郎赶来之后果断地爬上悬崖与敌人殊死搏斗，身中七枪之后坚持爬到了岩洞，把蓝号目砍了七刀将其致死。岩郎成了阿瓦人的英雄，最后赢得了娜妹的芳心并幸福地生活在一起。在娜妹和岩郎的努力下，阿瓦人民过上了自由自在的生活。在《阿瓦人》这首长诗中，田间非常成功地塑造了民族女英雄的形象。当得知岩松王子和蓝号目又要对南卡河对岸的侦察兵开战的时候，娜妹便立刻要给他们送鸡毛信，通知侦察兵做好防护准备。因此，当娜妹飞奔在阿瓦山上送信的时候，诗人田间此时给她一个长镜头和富有社会政治意识的描述：“这是第一个女子，/站在阿瓦山上，/她要用自己的脚，/走社会主义的路；
/这是第一个女子，/站在阿瓦山上，/要在兄弟民族之间，/搭起一座金桥。”娜妹凭借着自己的勇敢和机智，将混迹在阿瓦人武装力量中的国民党残留蓝号目识破，无愧是一位阿瓦民族的女英雄。
借助云南少数民族的民间传说，植入民族青年男女的恋爱故事，借此歌颂边疆少数民族人民追求自由和幸福的生活，是田间云南书写的固定模式，从而创作出最闪亮的诗篇。《龙门》也是根据传说写成的，田间翻阅了几本县志，查阅当地花草树木、虫鱼鸟兽的名字，做好这些基本工作后才开始写作。这首长诗让读者为那对追求爱情的青年男女的苦难经历所感动，尤其是渔女在困难和贫穷的现实生活中，不为金钱所动，依然坚持等待心上人的归期，虽然因为意外而最后没有等来团聚和幸福生活，但她的行为足以被人们称赞。长诗讲述的是1940 年至1948 年间，发生在昆明西山和滇池一带的悲伤故事，主角是石匠岩鹰和滇池上的渔女芦燕。整首歌几乎都是在渔女和石匠的对唱中展开，石匠一心爱着渔女，把自己居住的石洞周围都装饰成她喜欢的模样，让渔女在滇池上捕鱼的时候抬头就能看见西山石洞周围的景观。可是“芦燕啊，你为什么/偏偏不喜欢它”。因为芦燕真正喜欢的是石匠弹奏的月琴和石匠这个人，至于房屋周围的布置她则不在乎。这里的“芦燕”采用的是双关语，既是指一个名叫芦燕的渔女，也指一种燕子类的鸟，而田间在诗中采用这个词可以很好地解释为什么渔女现在还不能答应石匠的求爱：一是自然因素，她是一只“燕”，不能居住在山崖的洞里；
二是她是一个渔女，还有很多未完成的事情，不能和他成婚。所以，渔女对石匠说：“假如你真是喜欢我/你就该到湖边来住/丢开你的石洞/在湖边盖一间草屋/要么你就等着吧/等它一年两年”。可是石匠希望渔女“再等十年”，他要用十年的时间从山底修一条路到山顶。天有不测风云，“一场大风暴/吹倒渔人的住房”，渔女失去双亲和住房后，也不知道流浪到了何方，石匠心里很为她担心。人们劝石匠下山去寻找渔女，但石匠一心想凿出一条通往山顶的路，因此不愿意下山。孤独的渔女在滇池上漂流了五年的时间，她的头发“已经枯黄”，她不再是年轻的“姑娘”。而石匠在悬崖上雕凿了九年时间，终于因为眩晕和体力不支而跌落到了滇池里，后来渔女把石匠雕刻的石洞当作了自己的家，让那些经过石匠心思浸染的装饰时常陪伴着她。
作为诗集《云南行》的“附文本”，田间在北京创作的《答边疆》一诗被收录进了集子，这首写于1979年末，正是中国社会迎来新气象的开端，一方面表达了诗人对云南边疆生活的怀念之情，对云南各族人民生活的美好祝愿；
另一方面，在祖国社会开始进入新的历史阶段之际，表达了诗人心中涌动着说不尽的春潮和对新生活的渴望。
田间诗歌的云南书写是对边疆和兄弟民族的赞美，它让读者听见了来自半个多世纪前的歌唱；
同时，边疆的风物和各民族悠久的历史文化及勤劳勇敢的精神，也赋予了田间诗歌创作诸多灵感和启示，构成了他创作边疆系列诗篇的宝贵资源。
田间与云南有不解的缘分。早在20 世纪40 年代初，擅长抗战诗歌创作的田间就受到了中国诗坛的关注，作为大后方的历史文化名城，昆明聚集了很多民主人士和文化名流，包括一些外国友人也居住于此。闻一多、冯至等人先后在昆明生活了很长时间，闻一多在课堂上讲诗歌的时候，会仔细分析田间的抗战诗歌；
而文人们聚在一起谈论诗歌的时候，也会把田间作为重要话题，有时候还有人即兴朗诵他的作品。诗人冯至曾说：“田间的诗在昆明诗歌爱好者的集会上不断地被讨论、被朗诵，在讨论最热烈、朗诵的声音最高亢时，人们觉得战地的炮火再也不是那样远了，仿佛在自己的身边。当时我的印象是，田间给新诗增添了一种新的风格，这风格只有在战斗的生活里才能形成。”〔6〕时任西南联大教授的英国人罗伯特·白英（Robert Payne，1911-1983）在选编《当代中国诗歌》（Contemporary Chinese Poetry）的时候，在闻一多的建议下选入了田间12首作品，可以说，田间是从昆明走向国际诗坛的。可惜的是，田间还没有来得及与昆明这座城市见上一面，那些激情燃烧的岁月就早已化为灰烬冷却了，那些与田间诗歌有关的人却早已奔赴九泉或离开了云南这片热土。物是人非，当田间踏上边疆土地的那一刻，他的情感和思想就活跃起来，他抑制不住要为云南歌唱。田间特别珍惜他与闻一多在昆明的有限“交集”，他在回忆文章中谈到参观云南大学的感受：“这是闻一多先生生前进学的地方。闻先生在这里大声呐喊过。他亲自朗诵过我的诗。他们现在描绘闻先生当时慷慨激昂的姿态。这使我很受感动。”〔7〕331这也算是田间对昆明这座城市历史的回应，那些抗战和革命往事所具有的情感早已深深地镌刻进了他的生命，云南成为他今生挥之不去的美好记忆。
云南的地方风景和人文景观给田间以创作的启示，因此他一直很怀念西南边疆的旅行。到了20世纪80 年代初期，田间在《寄云南友人》的书简中回忆说，石林、滇池、阿瓦山、芒市、大理、西双版纳等“给我以启示，以感发，以豪兴，给我以民歌似的语言，或者某些故事的梗概”〔7〕330。在云南体验生活的这半年时间里，田间总被这方水土和风光所吸引或打动，边疆的一切都是那么令他陶醉和感动：“滇池这广阔的湖水，于滇池的一侧，便有险崖绝壁，山崖又是那样的奇特；
于石林之内，便有过游击战，那似刀似剑的石峰，那如蜂窝似的石洞，很难想象，这是天生的，更难想象，这是人工的。于芒市附近，便有国境的分界，相隔是村与村之间的一条路，或者是沟的一座小桥。”〔7〕331这些美丽的地方是我们兄弟民族的繁衍生息之所，他们在这里勤劳地耕作，勇敢地和各种来犯的敌人斗争，在播种的希望和丰收的喜悦中生活着，并创造了灿烂而悠久的民族文化。因此，田间对云南自然风物的喜爱礼赞，主要源于他对边疆少数民族文化和少数民族性格的认同。他在走访云南各地的时候，亲眼目睹了这方热土所养育的丰富文化和热情好客的边民，时时被民族文化的历史所震撼，也时时为民族英雄的行为所感动。因此，秉承万物有灵的诗人坚信，云南的山山水水都披着神性的光芒，值得他用诗歌对之加以书写和赞美。田间在20 世纪50 年代后期创作的作品，尤其是那些有关边疆和民族书写的诗篇，“今天我们来重读，却仍然感到亲切新鲜、生动感人，因为它反映了人民的情绪、愿望和要求，因为它表达了人民的思想、感情和心声，它没有豪言壮语，没有惊人之言，却是真正的有生命力的诗”〔4〕6。不仅因为田间的诗歌超越了时代文化语境的限制和表现主题，而且在形式上也拒绝了标语口号式的写作，尽量用质朴而感情充沛的语言来表现边疆人民的历史文化和现实生活，这些特质也为田间的诗歌赢得了读者和声誉。
云南诗人晓雪在给田间的诗集《云南行》写序的时候，高度肯定了他的这批关于云南的诗作，认为这是诗人在新中国成立三十多年来最优秀的诗篇：“这一本长短诗集《云南行》，不仅显示了诗人田间五十年代中期来云南半年的创作实绩，表达了诗人对祖国边疆少数民族人民无比热爱的深情厚谊，和他努力歌颂社会主义时代各族人民生活巨变的高度热忱，而且是诗人1949 年来的全部创作中独放异彩的里程碑，也是我国社会主义新诗创作中一部值得重视和研究的有分量的书。”〔4〕3从艺术的角度来讲，田间有关云南书写的诗歌具有如下艺术特点：第一，从内容上讲，田间将对云南边疆和少数民族之爱与对祖国和新社会之情结合起来，洋溢着饱满且丰富的情感。第二，从民族色彩上讲，田间书写云南的长诗将少数民族的历史、文化、民间传说以及现实的日常生活融合在一起，诗歌中的景物描写、情感表达以及人物形象等都具有地道的民族性风貌，从而使作品在整体上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第三，从语言形式上讲，田间一生都在致力于诗歌的民族化和大众化探索，因此他创作关于云南的诗篇，也势必会从云南各民族的语言和民歌中去汲取养分，就如他当年在晋察冀边区工作和生活时，与人民大众长期生活在一起而采用他们熟悉的语言和形式来进行诗歌创作一样。他在《从歌海归来》一文中对此做了如下说明：“既然是写斗争、劳动和爱情的题材，要写群众的感情和希望，那就更不能不受民族的影响，不能不采用群众的语言。诗歌的形式，基本上也必须和他们的格调相近。”〔2〕109-110因此，晓雪认为田间诗歌在语言形式方面的确“大量吸收云南各族民歌的营养，力求为群众所喜闻乐见，这是诗人田间在《云南行》的创作中着意追求的，这也是他这部诗集的又一个特点”〔4〕。
半个多世纪以后，我们重新阅读田间的这些诗篇，依然会感受到他对云南各民族人民的礼赞和对祖国边疆大地的热爱，尤其是各族人民坚韧的生活精神以及边疆地区在建立国际友好关系上发挥的重要作用等，是我们今天必须珍视的精神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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