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中国广播电视研究十个关键词

□ 王哲平

所谓“大视听”，即在原‘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产业’基础上，新增‘视听+’产业发展情况。”[1]大视听产业主要包括内容生产播出、广播电视设备制造、广播电视网络运营和相关服务支持。[2]

黎欣昕提出，新一轮信息技术革命推动媒体格局、传播方式、产业生态发生深刻变化，不断催生视听领域的新应用新业态，我国大视听产业快速发展，进入深刻变革的关键阶段。据预测，“十四五”时期，大视听产业将成为繁荣文化产业、发展数字经济、扩大内需的强力引擎。[3]

吕岩梅指出，数字时代的大视听要深挖运营数据价值，加速内容、服务、用户等资源的数据化转型，加快培育数据产业新业态新模式，积极探索推进大视听数据要素市场化，加快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视听经济，做大“视听+大数据”产业，促进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大视听服务向经济社会和产业发展各领域广泛延伸。[4]

王晓认为，在新冠疫情防控深刻改变信息传播方式的大背景下，极大地促进了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的深度融合与智慧化应用。一方面，云采访、云录制、云播出成为广播电视重要工作方式；
另一方面，交通广播+App升级为智慧交通广播，越来越多的多频道网络（MCN）垂直机构在广电播出机构和网络视听平台之间穿针引线，诞生出大量融媒新产品新服务新样态。[5]

赵红勋、王飞指出：在“大视听”的话语结构影响下，电视媒体进行转型升级已成为一种时代性命题。技术赋能、内容建构以及产业重塑等三重维度的操演、定向与谋划，成为电视转型升级的关键道路。[6]

2022年，新主流电视剧创作进入高光时刻并成为荧屏新气象，新主流电视剧的学术研究与理论建构也表现得非常活跃。胡智锋、陈寅认为，以《觉醒年代》《跨过鸭绿江》《功勋》等为代表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和以《山海情》《在一起》《人世间》等为代表的重点现实题材电视剧凸显了新时代气质、新创作理念、新价值功能、新生产模式和新审美风格。[7]

有学者提出，从《觉醒年代》的故事里走出的延乔路，“连接了自然与社会、话语和物质实体、宏大叙事与在地经验，最终抟塑为一个承载丰富情感，聚集多方内容，召唤各类异质行动者的‘集合体’”，开创了一个“无”中生“有”的传播实践。[8]《功勋》则拓展了融媒体视域下单元剧的创新叙事和时代表达。[9]

谢蓓、曹静指出，整体地看，新主流电视剧的“内容题材在主旋律影视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文本建构和类型叙事上也有新的变化，既强调国家性和民族性的文化元素，又能观照主人公的成长经历和个人价值，彰显时代与个人发展的紧密联系。”[10]

尹鸿、宋欣欣认为，现实题材创作坚守向上向善的温暖现实主义和向前向美的建设性现实主义，类型剧与时代、与现实、与主旋律更加自觉融合，实现了主流价值、主流市场和主流舆论的有机统一。[11]

刘彬彬、沈思琦也表示，新主流电视剧站在主导意识传播的立场上，力求与受众达到更高更深度的交流对话，彰显“主流价值和主流市场的合流”——全景深描结合个体观照，突破“程式化”的叙事套路；
浪漫诗意融进现实摹写，突破“刻板化”的影像呈现；
主流引领新潮，突破“圈层化”的受众界限。[12]

网络广播剧本质上属于一种声音文化。近年来，研究者从网络配音、付费模式、二次元文化、艺术特征、用户心理、声景娱乐、集群传播、互动仪式链、融合创新等角度进行了一系列的探索。

严楚认为，不同于传统广播剧，网络广播剧强调通过刺激听众的听觉，给予听众想象空间，将重构故事情景的权利移交给用户，复杂精致的配音设备和精细的幕后分工允许网络广播剧在原创内容基础上，在故事叙述上注重叠加环境音、虚拟音效，并用声音处理系统调整音色、音调，从而模拟出与电影电视等视觉媒体相同的叙事体验。[13]

平瑶指出，广播剧《三体》深入理解人物内涵，准确把握人物特点，用声音构筑真实，以鲜明细腻的音色、音调、语气、节奏塑造出鲜明立体的人物形象，表现出人物性格的不同侧面。[14]

王天一认为，促进网络广播剧与主流文化融合的动因，一是专业影视制作公司大量介入和承包网络广播剧的制作；
二是从网络广播剧配音中成长起来的配音演员走向大众媒体与主流配音市场；
三是猫耳FM等音频媒体平台的壮大。[15]

王志刚、赵怡然指出，当前网络广播剧的传播方式呈现出四个流变特征：传播主体从自发到自觉；
传播渠道从网文论坛走向多元商业平台；
传播对象从小众走向大众；
传播模式从免费共享走向付费使用。[16]

尽管全场景时代网络广播剧正朝着挖掘作品、优化内容、全场景发展和商业化转型的方向前进，[17]但是，剧本题材单一化、宣传垂直度分布不均的问题严重制约了网络广播剧的发展。[18]

互联网是实现万物互联的媒介，连接性是移动通信的关键特征。媒介连接，不仅意味着连接人际关系、社会资源和人的感知，还包括连缀碎片化的时间。连接，从根本上说，是连通关系，感知存在，建立互动。一如梵·迪克所言，“媒介技术让相隔千里的人‘在一起’。这种‘在一起’是通过中介化媒介感受到与对方的社交热度和亲密度”。[19]

喻国明、张诗悦指出，媒介技术更迭与升维的深层逻辑是“更高、更快、更广、更深”的连接，而连接的核心逻辑在于人的“关系”连接。从“用户思维”到“场景思维”开辟了媒介连接用户的全新范式。[20]

高星也认为，作为社会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媒体融合的底层运行逻辑是实现人与人之间的信息连接、关系连接以及心理连接。[21]

张馨月、李红涛借助媒介事件的数字重访，发现数字媒介的可供性让“连接的时刻成为记忆的时刻”，记忆变成人与媒体和数字技术接触的结果，而非个人或集体回忆的产物。[22]

黄晓琴、陈林炯以北京冬奥会闭幕式《折柳·寄情》节目为研究对象，分析了柳在跨文化传播中的媒介属性与共情连接。[23]

李明德认为，移动互联网通过构建虚拟在场带给人们全新的互动体验。媒介延伸所带来的“在场”给予人们一种连接的意义赋予。[24]

吉布森提出的“可供性（affordance）”理论假设，表达了人的行为可能与环境提供属性的兼容之意。[25]胡翼青强调，“可供性”是媒介之所以为媒介的前提，是媒介性的第一定律。[26]

马中红、胡良益指出，围绕可供性，研究者或从技术、媒介、社会、传播、平台、算法、时间等角度，讨论特定技术所产生的工具环境是如何影响社会行为和交往的问题；
或从想象、实践、关系和语境崩溃的角度，延伸可供性理论的弹性与解释力。[27]

彭兰认为，“可供性是研究新媒体技术带来的新传播现象及其影响的重要视角，它体现在大规模传播权力、空间、时间、资源、关系和体验等多种维度。”“新媒体技术的可供性不只取决于技术本身，还取决于使用这些技术的人。”[28]

匡文波、邓颖也认为，可供性理论是解释互联网文化情感效应的有效视角，它为现有的新媒体文化研究提供了一种探讨人与技术交互作用的路径，可用于弥补现有粉丝文化研究中对于社交平台与技术在粉丝社群的情感表达机制中基础性作用的视角缺失。[29]

蒋俏蕾等基于可供性视角，分析比较了传统媒体与新媒体共情研究的变化与异同，揭示了以媒介为中介的人际共情和人机共情的双重发展态势。[30]

朱春阳提出，潘忠党和刘于思关于媒介可供性的讨论，提供了一个关于新媒体含“新”量的评价方案，即移动可供性、社交可供性和生产可供性。三个维度的可供性越高，媒体的含“新”量就越高。[31]

何天平表示，技术可供性在结构性地重塑数字时代的“观看”内涵上扮演重要角色。[32]

当代视觉文化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视觉性的内涵与外延不断扩展。成越洋强调，“视像不是视觉图像的缩写，而是随着现代电子传媒技术发展起来的，以电视与网络为主要传播工具，主要作用于人们的视觉与听觉器官的图像艺术，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立体或平面的视觉艺术形象。”[33]

汪岚指出，当代“视觉转向”不仅让文本形式呈现多媒介“间性”交叉存在，也为“文本”的“观看”内容和“观照”方式带来了颠覆性的变革，最突出的是“视觉化文本”与文本“视觉化”的相互阐发与遮蔽。两者既是“视觉转向”的产物，也为这种“转向”赋予了新的意义和价值。[34]

刘梓鑫认为，以影像符号和声音符号联动构成的电视新闻将新闻真实的内涵从“文本真实”转向了“形式真实”，降低了“编码/解码”的门槛，赋予受众/用户更强烈的感官体验。这种具象化传播方式，缔造了认识活动主体和事实客体在时空维度上的意义共享。[35]

葛淑杰指出，影视作品的叙事空间构建和视觉化呈现，有助于建构观众对特定历史的集体记忆，从而强化民众的家国意识和对自我族群身份的认同感。[36]

崔聪表示，视觉化叙事是一种聚焦于可视化和形象化且具有突出意识形态建构功能的叙事形式，它扩展了主流意识形态的“生存空间”，实现了主流意识形态的“入脑入心”，但同时也存在市场逻辑扭曲意义建构、媒介形式解构文本内容以及视觉狂欢淹没深层语义等内在困境。[37]

崔健、刘云彬认为，媒介技术的发展引发了关于视觉与制度、话语、国家机器、身体、比喻之间的复杂互动，视觉符码成为当下西方意识形态的隐喻性表达。[38]

媒介是形塑现代社会发展的核心力量。作为“酵素”的大智移云技术，驱动着我们快速进入“出租我们的眼睛、耳朵和神经来让别人赚钱”的深度媒介化时代。但是，“当前的‘媒介化’并非是与某一特定种类的媒介相关，而是指‘社会与文化的各个领域都在同时通过各种媒介进行传播型构’”。[39]

深度媒介化社会的本质特征是要素整合、矩阵建构、场景呈现、虚实相融、人机协同。喻国明认为，以元宇宙为代表的深度媒介化使人类进入到一个更具自由度、更高灵活性、更多体验性、更强功效性的超现实世界之中。

王敏芝、王军峰指出，元宇宙不仅是一种“体验性”的媒介，也是一种“生存性”的媒介。深度媒介化时代的社会交往意味着人们将从“交往在云端”转向“生活在元宇宙”。[40]

陈昌凤、黄家圣强调，虚拟现实技术受到“热捧”不仅是因为其技术表征层面的新颖性，更因其预示一种深度媒介化的可能性。未来传媒业需要着重从体验与互动、关系与意义、情感与价值等层面来重新界定用户诉求，在内容、场景网络以及价值引导层面寻求突破。[41]

关于如何因应深度媒介化时代的要求，王晓培认为，可视化理念是数字技术发展的核心逻辑与内在驱动力，它为视觉图像的生产和传播提供基础并推动社会的视觉化转向。[42]姬德强、陈蕊表示，提升新型主流媒体的传播效果，需要聚焦节点、界面与平台三个要素。[43]

在深度媒介化研究渐成显学并日益引人注目之际，如何基于本土问题和本土经验，在更开阔的学术背景中来理解和阐释这一领域的流变，揭示深度媒介化如何拉近不同的人群、不同的文化之间的距离，增强情感认同和价值认同，拓展新的文化空间，仍有待研究者进一步拓展。

深度合成技术是利用深度学习、虚拟现实等算法，生成或者编辑文本、图像、音频、视频、虚拟场景等信息的技术。[44]2022年伊始，深度合成作为一种人工智能内容合成技术，因虚拟数字人的横空出世而格外令人瞩目，[45]它“正愈发频繁地出现在社交娱乐、影视制作等领域，并发展出多元化的数字应用。”[46]

陈义指出，深度合成技术因具备较高的娱乐性与广泛的传播性,越来越多的创作者参与其中,深度合成内容在各类社交媒体平台上呈现出较高的关注度。[47]近年来，深度合成技术已成为受少数艺人劣迹行为所拖累的影视作品的救场工具。电视剧《长安十二时辰》《光荣时代》《了不起的儿科医生》《突围》等多部作品均使用了该技术。[48]

深度合成还是深度伪造的质疑反映了深度合成技术广泛应用过程中人们的忧虑和思考。[49]孟丹表示，“除深度伪造风险外，还包括生成合成信息内容带来的个人信息泄露、侵犯人格权和知识产权等他人合法权益等风险”。[50]如何用好深度合成这把“双刃剑”，防范和化解深度合成的技术风险与伦理挑战，相关专家为此进行了广泛讨论和理性反思。

2022年底，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还联合发布《互联网信息服务深度合成管理规定》，要求提供深度合成服务应进行显著标识，开创了新兴算法治理的先河。[51]

运用新技术、新手段、新应用场景实现多形态内容产品的供给，放大混合传播效果，是广播媒体深度融合背景下转型升级的必由之路。

王瑞丽认为，广播信息传播突破了以前信息传播的单一方向，呈现出多元拓展的特点。新媒体技术为传统广播由单一方向的信息传播转型混合多元的信息传播奠定了基础，广播能够与新媒体实现新的发展整合，而信息传播的多向直接导致了广播信息传播模式的更新。[52]

王思文、赵随意提出，“广播人要打破传统线性传播方式，向移动音频流媒体转型升级”，“在题材上，要关注重大的、及时的、热点信息和生活素材；
在体裁上，要重视互动感、体验感、沉浸式、伴随感。”[53]

宋立、管永超指出，影响所及，时下广播的语体开始从“播读”向“谈话”转变，一种采用“自发口语体”，带有创新性的“谈话”态，逐渐开始摆脱稿件的束缚，朝着“即兴口语体”的方向演进。[54]

徐霞艳通过研究5G多播/广播业务（multicast/broadcast service，MBS），提出利用5G频谱、基于蜂窝组网以资源高效方式向其签约用户提供多播/广播业务，以期进一步提升多播/广播业务的资源使用效率，提升网络容量，改善业务体验。[55]

媒介化治理亦即治理的媒介化，它是媒介化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体现为一种媒介技术和制度化与社会治理体系互构的过程，其实质是媒介提供并控制治理资源配置。[56]

罗昕“基于媒介化和公共治理的交叉学科视角，在本体论层面学理性地阐述了‘媒介化治理’概念的基本内涵和独特价值，提出了该概念的核心问题在于如何处理好媒介逻辑和治理逻辑之间的关系，并从网络管理的维度论述了政府元治理、公民参与式治理与媒介化治理在治理网络中的相互协同，从而为‘媒介化治理’成为一个合法性研究范式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切入口和起始点。”[57]

陈华明等认为，媒介化治理指向一种“媒介规制”的实践取向，是探索媒介何为与治理何往的治理新范式，最终要以治理的媒介化进路及逻辑达成善治目的。[58]

黄良奇指出，媒介化治理是媒介化社会中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他从理念指向、实践走向与价值取向三个维度探讨了突发事件媒介化治理的策略。[59]栾轶玫强调，媒介化治理是媒体自我更新与高质量发展的新需求，它之所以能够在媒介机构内部发生，并在社会层面积极推进，在于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为其提供了客观情境，人机协同使得社会治理更趋精细化、现代化。[60]

焦德武提出，媒介化社会的兴起和政府对媒介的广泛使用，是媒介化治理理念生发的两重背景。前者我们可称为媒介化社会，后者可言之为媒介化政治。[61]彭兰揭示，“媒介化时空的泛化，不断造成对现实时空的入侵甚至遮蔽。媒介化时空影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内在逻辑，媒介烙印被刻入日常生活，人们也日益走向媒介化生活。”[62]某种意义上，媒介化治理可以看作对抗媒介化时空过分侵蚀的一种迭代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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