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缩小人生》中的城市建构研究
阮世勤
（广州民航职业技术学院 人文社科学院，广东 广州 510403）
美国科幻喜剧电影《缩小人生》（Downsizing）由亚历山大·佩恩执导，马特·戴蒙、克里斯托弗·瓦尔茨、周洪、杰森·苏戴奇斯等好莱坞影星参演。电影中，现实城市空间里生活着的马特·戴蒙扮演的男主角保罗·萨弗拉尼克与妻子奥德丽承受着巨大的经济压力，决定选择缩身技术进行缩小手术，然而奥德丽却在手术前临阵脱逃，留下保罗独自面对全新的微缩的科技城市。在谈及科幻叙事时，卡尔·阿博特认为：“在各种虚构的生气勃勃的世界中，城市能够成为前沿与中心，其特征对于故事情节的发展起到积极地促进作用，迫使和抑制人物做出各种选择。”［1］《缩小人生》中，保罗对个体的自我认知与电影里人类生存的城市空间建构紧密相连。按照不同的发展特征，《缩小人生》中的城市可以划分为三种类型：现实城市、科技城市与地下城市。
在现代人类社会文明中，城市是现代人类个体生活的中心，汇集了人类社会文明发展所需要的各种资源，把控着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方向。“城市显然是权力和资源都十分集中的空间节点”［2］。随着社会的发展，城市空间也在不断地发展壮大，慢慢吞噬着人类社会之外其他非城市的自然空间，城市发展本身也带来了各种宏观层面与微观层面的问题。电影《缩小人生》中，导演在电影伊始为观众展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现实城市里生活的人类个体所面临的宏观生态环境问题与个体自我存在实现的微观环境问题。
从宏观来看，电影里以现实城市为核心的人类社会面临着一系列源自于人类自身的实践活动而引发的生态危机，如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等。面对这些威胁人类生存的自然生态危机，电影里的科学家进行了广泛研究与探讨。来自挪威的科学家将人类社会所面临的生态危机的根源归结于人类种群数量的膨胀：“人口过剩确定为人类最长期的威胁，它是导致如今所有灾难的原因”。因此，科学家乔根·阿斯比恩森和安德烈亚斯·雅克布森研发了一种科学技术：细胞缩小术，来缓解人类日益庞大的种群与地球有限的自然资源之间的矛盾。他们认为通过缩小人类个体，可以缩减人类欲望，就可以减少人类对自然生态的影响，推进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不过本质上，缩小人类个体的实践并不符合自然发展的规律，是对自然规律的僭越，展现的是人类对自然的力量，其出发点是为维护人类根本利益，反应的是人类中心主义的浅层生态技术论，即“一切以人为中心，或一切以人为尺度，为人的礼仪服务，一切从人的利益出发”［3］。
除了宏观危机，现实城市里的人类个体作为微观存在的价值实现也面临着各种危机。没有稳定健康的宏观生态的支持，个体在城市空间内的存在首先面临的是身体的生理性危机。在电影里，现实城市里生活着的人类面临着各种疾病。作为理疗师的保罗对这些身体的生理性危机有着直观的个体体验：其母亲就患有纤维肌痛，只能靠呼吸机进行呼吸，长期病痛缠身；
他的妻子奥德丽也有身体不适的状况，如头疼。其次，人类在实现社会自我价值的过程中，也遇到了欲望不可能满足的心理性危机。保罗的梦想是成为外科医生，而面对现实城市的生存危机，不得不放弃个体对自我实现的追求，转而成为理疗师。除欲望的不能满足，保罗夫妇在物质方面还面临着个体生存空间的欲望实现的不可能。他们一直生活在空间相对狭小且年限很长的旧房子。因此，奥德丽一直想要摆脱现实陈旧的空间建构，想要设备完善、空间敞亮的大别墅。但个体的现实经济状况，即他们在现实城市中创造的经济价值与劳动价值，无法支撑对城市生活空间等物质欲望的实现，因此，保罗夫妇作为个体在现实城市空间中陷入了欲望无法满足的窘境。
《缩小人生》里，人类在选择应对危机的方式时，除了利用科技缩小自身之外，也利用科技建构基于现实城市的微缩城市空间。《缩小人生》中的闲适乐园（Leisureland）就是这样的微缩科技城市空间建构。闲适乐园是完全科技化的非自然的城市空间，完全依靠人类科技力量来建构。在这里，科学技术是城市建构的主导力量，产生作用的并不是自然生态的发展规律。乐园里生活的人类个体也是科学技术的产物，是人类社会科技实践的产品。乐园里所有的建筑包括表面上生态和谐的自然生态空间都是完全由人类科学技术进行规划和建构的，而非自然存在发展而来的。这个城市空间的维系也是需要依靠人类的科技力量的。乐园的城市空间有高科技的防护罩和隔离墙保护，使得乐园免受自然光线与自然气象的影响。表面上看，类似于闲适乐园的科技城市空间建构压缩了人类个体对自然资源的消耗，缓解了人类生存空间的紧张，有效地维护了地球的自然生态环境，仿佛是能维持人类社会文明可持续发展的乌托邦。然而从本质上来说，科技城市空间依然是以人类中心主义为指导的空间。
首先，闲适乐园乌托邦式的科技城市空间本身也是现实城市里人类社会的商品而已，其基本的出发点是满足人类欲望的。除依靠先进的科技外，乐园的建构还涉及到一系列人类的商业实践。电影里，作为商品的乐园的商业实践，亦是从人类个体对自身体验的商业推介开始的。通过实施手术的人类个体推介，乐园乌托邦式的生活方式被推介给在现实城市的人类个体，吸引人类个体，通过科学技术的实践活动，改造自身，进入乐园的科技城市空间。保罗所接触到的商业推介是其同学戴夫·约翰逊夫妇的引介。在同学会上，缩身的戴夫和卡罗尔的出场仿佛现实世界里的商品推销展示。他们被放在透明的玻璃盒子，由他人提入会场。这个玻璃盒子仿佛商品展示柜，又犹如儿童玩具屋，而他们犹如被展示的商品，又如儿童的玩具娃娃一般。除了视觉的直观展示，个体经验的叙述也是闲适乐园的商品推介的重要手段。戴夫和卡罗尔利用个体叙述向现实城市里的人们，展示了缩身后个体乌托邦式的闲适的生活状态。
其次，除个体推介外，闲适乐园还通过建立直观式的乐园空间来推介乌托邦式的生活。这类空间类似于现实城市中的游乐园或动物园，向人类个体展示的是乐园内生态和谐的城市空间与缩身人类个体的生活。电影科技城市空间的宏观呈现是通过玻璃长廊的观景通道来实现的。人类个体，通过玻璃长廊，可以拥有对乐园科技城市空间的全景式视觉体验，也可以通过长廊内设立的观测设备，获得对乐园内部个体存在的视觉体验。除了玻璃长廊对外，乐园还通过对科技城市内部个体的生活进行直观式剖析来展示推介科技城市空间。乐园内设立了剧场，微缩人类个体的生活空间被直接打开进行展示。电影里，高级商品推销专家杰夫·诺罗斯基与妻子劳拉的房子与个人生活被打开进行展示。“乌托邦超越了社会的现状，因为它过多地朝向现实所不能包含的元素”［4］。通过宏观与微观，闲适乐园展示了乌托邦式的生活状态：个体脱离了现实社会中对劳动的要求，摆脱了现实城市的危机，可以尽情地实现在现实城市里无法实现的目标，并且这种欲望的实现是可持续、没有尽头的。
不过，闲适乐园乌托邦式的科技城市建构的初衷与科学家的缩身实验大相径庭。科学家发展细胞缩小术是源于对地球生态环境的恶化与人类可持续发展的考量，而乐园商业化的缩身实验是为了使人类个体在科技城市空间内获得在现实中不可能获得的欲望满足，是对个体自我价值实现的乌托邦愿景的呈现。电影里，戴夫夫妇直言进行细胞缩小术的手术并非是为了拯救地球等宏大的生态理想，而是出于对自身价值实现的“自救”。作为科技城市的细胞缩小术本质上在这里与拯救自然无关，而是被演化为一种可以帮助人类个体实现社会自我与满足物质欲望的商品。因此，科技城市乌托邦式的空间本质上与现实城市其实并无差别，只是现实城市的极端化建构而已，所关注的依旧是现实城市里以人类为中心的个体价值与欲望。
“大都市的文明包含着尖锐的矛盾，我们已经看到，这种矛盾在城市刚一创立之时就埋入它的生命进程之中，并且将一直伴随到它的终结”［5］。作为现实城市的极端化，闲适乐园的科技城市空间也存在各式的外部和内部的社会矛盾。外部矛盾主要是缩身的人类个体与现实城市里正常人类个体间的矛盾，特别是在社会价值、权利与义务等方面。由于缩身人类的物理存在缩小了，但其在现实城市里所具有的个体资本并没有缩小，缩身人类无需像普通个体一样进行个体劳动等价值创造，因此，他们是否也应该享有与现实城市里普通人类的社会权力等等就引发了矛盾。除外部矛盾外，乐园的微缩人类族群内部也隐藏了一系列矛盾。表面上生态和谐的科技城市空间也是等级制的。乐园里的人类个体要实现自我与欲望的满足，就必须要拥有相应的物质资本。来自社会底层的无产人类个体经历了细胞缩小术后也是一样无法获得欲望的满足，只能通过在乐园内为其他微缩个体进行服务，接受劳动力剥削，以获得生存资料。电影里科技城市空间的等级制建构主要是通过来自越南的女性个体陈玉兰来展示的。偷渡到美国的陈玉兰，侥幸生存了下来，被安置在闲适乐园的科技城市空间内。但由于社会阶层与物质条件资本所限，她并不能像保罗等人类个体一样享受着乌托邦里所具有的物质空间建构。相反，她只能通过做清洁工这类的工作来维持个体的生存。“居住空间，作为人的生存方式，与自我身份建构之间存在着内在、深层的联系”［6］。电影里，与她类似的缩身人类并不是居住在乐园内生态和谐的科技城市空间，而是被放逐到乐园外的几个大铁皮盒子改装而成的犹如监狱般的居住空间内。这里缺乏乐园的防护穹顶、舒适的生活条件、先进的医疗条件、甚至缺乏食物的获得来源。从这个层面来看，闲适乐园乌托邦式科技城市建构本身与现实城市在本质上是同质的。
“由于被消费主义文化所蒙蔽，我们一直在徒劳地企图用物质的东西来满足不可缺少的社会、心理和精神的需求”［7］。在闲适乐园科技城市空间中，保罗并没有获得其所期待的价值实现与欲望满足。通过乐园内的社交活动，保罗认识到了乐园内生活上物质的欲望满足无法帮助个体实现真正的自我，相反，物欲的满足更加放大了乌托邦城市空间里精神的虚无与匮乏。通过与陈玉兰的交往，保罗对乐园边缘人类族群的悲惨生活也有了认知与体验，进一步感悟到了乐园乌托邦式科技城市空间的真实本质。通过这一系列对科技城市的空间体验，保罗渐渐开始重新认识自我，寻找自身作为人类个体的价值实现的可能。保罗的自我探索的真正实现与挪威“殖民地”之旅以及对地下城市的建构的认知紧密相连。
《缩小人生》地下城市的建构与闲适乐园的科技城市空间一样，都是源自于科学家们进行微缩人类族群生存实验的挪威“殖民地”。与闲适乐园非自然的空间建构不同，“殖民地”在电影里呈现的是融入自然的建构。这里摆脱了科技的保护罩和隔离墙，生态和谐的自然环境为缩身人类提供了有效的生态屏障，“我们发现，这里的鸟儿更喜欢吃旅鼠”。这里山水环绕，山清水秀，到处都是绿意盎然与花团锦簇的自然世界，这里人类的生存空间与自然生态全然地融为一体。建筑是简朴的木屋，其内部布置也是极其贴近自然。进出的人类以海螺发出信号，以马车进行通行。电影里，作为科学家乔根就对自然充满了崇敬，面对“殖民地”周围的高山绿地的自然环境，他赞叹道：“这样的景色让人生畏”，并且将大自然比喻成“是极富耐心的雕刻家”，“历经千年雕刻出如此壮美的景色”。这里的缩身人类的个体实践更多的是对自然的浸染。表面上，这里的人类仿佛实现了现代生态学所主张的对自然回归式的诗意栖居：“人通过劳作筑造居所，为自己营建一个栖居之所，在这里可以俯视大地、仰望天空”［8］。人类个体也不像闲适乐园内的城市居民一样仅仅是关注个体物质欲望的满足，他们崇敬自然，更加关注的是自然生态的可持续发展等宏大问题。
基于对自然的崇敬，电影里“殖民地”的缩身人类族群认识到了人类的渺小，意识到了人类活动对自然生态的破坏影响的加剧，从而，他们开始对人类的未来产生一种悲观主义情绪。科学家乔根就认为自然终将动用自身的力量来恢复自然生态的和谐，消灭作为自然生态危机根源的人类：“智人将被消灭”，“与此同时地球本身也将对人类进行净化”。因此，他们开始采用一种浅层生态主义的方式来应对危机，即“主张在现有经济、社会、技术框架下通过具体的治理方案来解决环境问题”［9］。为了应对环境危机，为了能保存人类族群的生存与延续，“殖民地”人类族群诉诸于人类社会先进的科学技术，意图创造出适于人类生存的地下城市，建构类似“诺亚方舟”的地下城市空间。
当保罗到达“殖民地”时，地下城市已建造完成，“殖民地”的人类族群也开始准备搬入地下城市开启新生活。电影里的地下城市位于地壳1.6 公里以下的位置。利用现代科技，“殖民地”人类族群挖出了大型的空间，建造了围护装置。整个地下空间俨然一个全然模拟自然生态的人类城市。在那里，利用地热能作为能源，人类设计了可互相协作的有机系统，能生产出太阳能、氧气、净化淡水等。同时，空间的使用也进行了科学地区域规划，为移居的人类族群设计了足够的居住空间。他们搬运了地表土壤，建造了可供耕作的土地，发展生态农业、林业、畜牧业等。他们甚至企图将地球的生物多样性复刻到这个地下城市，以期将这里建造成可供人类可持续发展的自然空间。
表面上看，地下城市的建构是一种自然生态和谐的建构。“殖民地”人类族群认为“人类的未来就在那洞穴的下面”。但本质上，地下城市类似自然生态的模拟空间依赖的依然是人类社会先进的科学技术，反应的也是逃避主义的浅层生态科技伦理观。地球作为自然生态本身是开放性的系统，各种自然存在都是自然生态的有机组成。这种逃避主义的地下城市空间则是一个封闭的系统，与大自然生态隔离，本质上是妄图通过科技将人类与自然隔开以延续人类种族的发展，并没有尊重个体的自然存在，也没有对个体的价值实现进行探求，因此，它本身又像与世隔绝的监狱，是对人类存在的非自然的监禁，是对人类个体主体价值存在的圈禁，是一种以人类为中心的浅层生态价值观取向。
电影《缩小人生》通过主人公保罗的个体经历，展示了三种城市建构：现实城市、科技城市与地下城市。这些城市的建构本身对人类社会所面临的生态危机并不能提供有效的解决方案，因为其本身所建构的科学技术是以人类利益为根本的人类中心主义的浅层科技生态观。在电影结局处，导演安排保罗在进入地下城时突然醒悟，直面了自己的内心，回归到了闲适乐园，与陈玉兰一起共同为了闲适乐园里的边缘人类族群的生存而努力。这样的结局并没有更多地关注自然，而是将对科技的关注转移到对边缘人类族群生存的关注，其本身是一种对他者作为主体的价值认同，是对自我物质欲望满足的放弃，与建造科技城市与地下城市的人类中心主义科技相背离，是以尊重个体的存在为前提的共同体价值认同。而也许通过转而关注其他个体主体，关注共同生存的其他个体的福祉，摒弃个体的欲望追逐，人类可以将这种对他者的关注拓展到对自然生态的关注，尊重自然，尊重自然个体的存在，将价值认同拓展到对自然生态中其他个体主体，建构一种非人类中心主义的、自然生态和谐的“主体间性”，建构大自然范畴内的命运共同体。通过这种建构的实现，电影与现实中人类社会所面临的生态危机才有解决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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