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人化自然观生成的双重线索及其现实启益
李傲挺
“人化的自然界”是马克思在 «巴黎手稿»的 “私有财产和共产主义”部分中,探讨人的感觉产生的原因时提出的概念。马克思强调 “一句话,人的感觉、感觉的人性,都是由于它的对象的存在,由于人化的自然界,才产生出来的”[1](P191)。这段论述是 “人化的自然界”概念产生的文本语境,既明确了自然的物质属性,又强调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对象性特征,锚定了马克思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基本观点,以此为基础可以进一步总结出马克思人化自然观:即以唯物辩证法为逻辑框架,以现实劳动实践为中介,以人与自然的对象性关系为核心的系统理论,物质性、对象性与历史性是这一理论的基本特征。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中强调,“学习马克思,就要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2](P431)。马克思人化自然观作为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系统理论,理清其发生逻辑,对于当下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中把握人与自然关系,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现实价值。
马克思人化自然观不是一个天然的理论整体,其形成经过了一个理论要素逐渐完备的酝酿过程,这一过程的历史线索是马克思逐渐摆脱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抽象讨论,而将其置于具象的现实生活之中。从马克思早期的文本来看,马克思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探索伊始,就建构起二者的统一性,但是这种统一性是基于抽象的自我意识。«莱茵报»时期,马克思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对私有利益统摄人与自然关系的观察打破了人与自然关系的抽象规定性,奠定了马克思向现实生活实践寻求解决问题的逻辑理路。自此,马克思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讨论由自我意识的基点转向现实的生活实践,最终在 «资本论»及其手稿中,延伸到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中。
(一)«博士论文»时期:自我意识为核心的唯心主义自然观
马克思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考察最初遵循着德国的哲学传统,以哲学思辨的形式进行。在 «博士论文»时期,马克思是黑格尔的信徒。自我意识这一黑格尔哲学体系的核心概念,成为马克思理解伊壁鸠鲁自然哲学的理论基点。马克思一方面将自我意识作为批判宗教神学,实现人从宗教中解放的有力武器,另一方面又拒斥将这一概念作为绝对化的普遍性原则。他强调,“相反,如果把那只在抽象的普遍性的形式下表现其自身的自我意识提升为绝对的原则,那么这就会为迷信的和不自由的神秘主义大开方便之门”[3](P63)。
自我意识是马克思考察人与自然关系的逻辑起点,深刻影响着他在这一时期的自然观。第一,马克思将自我意识看作人与自然的唯一中介,使其自然观保有主观唯心主义的色彩。马克思认为自然是原子运动的空间,作为 “定在”存在,限制原子运动必然以直线的形式进行,而原子偏斜的发生则 “正是它胸中能进行斗争和对抗的某种东西”[3](P34)。这样,原子被赋予打破 “定在”的自由的内涵。在此,马克思试图借助原子偏斜运动来表达人对自然强大限制力量的超越,以宣告人的自我意识的自由。第二,马克思反对将自我意识作为独立于人之外的普遍性原则,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了哲学家完全从抽象的理论运动出发认识世界的局限性。正如他自己所言,“哲学家在他所规定的世界和思想之间的一般关系中,只是为自己把他的特殊意识同现实世界的关系客观化了”[3](P25)。第三,马克思虽然仍以哲学思辨的方式考察人与自然关系,但是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了 “现实世界”之于哲学的重要意义。他在 «博士论文»的附注中提出了 “世界的哲学化同时也就是哲学的世界化”[3](P76)的命题。哲学作为系统的世界观,其在思维层面上的完满性总是被现实世界的残缺性所打破,而对哲学而言,“只有当它陷入这些缺陷之中时,它才能消除这些缺陷”[3](P76)。换言之,与青年黑格尔派的自我意识绝对化所带来的主体与客体的极端对立不同,马克思将哲学的世界化和世界的哲学化看作是一个统一的过程,虽然马克思仍然将 “世界哲学化”作为认识世界的主要方式,但是随着唯物主义世界观的确立,哲学世界化与世界哲学化的关系也将随着 “颠倒的世界观”一同被矫正。
可见,马克思自然观的诞生之初便呈现出三个特点:第一,马克思将人与自然紧密联系在一起,虽然这一时期,马克思是以自我意识的外化来标的自然的属人性,但是一旦马克思的世界观清除掉唯心主义的成分,以实践代替自我意识来厘定自然的人化过程,科学的人化自然观就得以建立起来。第二,辩证法从马克思自然观的萌生之初就成为了分析人与自然关系的根本思维工具。«博士论文»中马克思在以自我意识为核心探讨自然的人化过程以及对世界哲学化与哲学世界化关系的诸多讨论,都呈现出了辩证法的特征,虽然这时的辩证法仍有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倾向,但是一旦这种倾向得以清理,唯物辩证法的科学本质便得以显现,进而为人化自然的生成提供基本的逻辑框架。第三,马克思对自我意识绝对化的警惕以及对世界与哲学关系的探讨,清楚地显现出马克思唯心主义世界观中已经蕴含着 “现实世界”的萌芽,这也为后来世界观的转变以及马克思人化自然观的建立积蓄力量。
(二)«莱茵报»时期:现实生活中唯心主义自然观的破裂
1842年4月马克思获得博士学位以后,谋得了为 «莱茵报»撰写文章的工作,这一时期马克思在近距离地接触社会底层人民过程中,“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4](P588),促使他初步形成了关心底层民众的民主政治思想。在 «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的文章中,马克思关切到在自然界中捡拾枯枝、获取生存资源本是自远古以来就形成的人与自然之间的本能的交互方式,是自然给予每个人的生存权利。因而,枯枝这种自然资源应当有着显著的公共性,是全体人民所共有的生活资料。然而,人与自然之间最原始的生存关系被私有利益所统摄的法所割裂,按照绝对理性建立的国家、法律,在现实中却 “成为林木所有者的耳、目、手、足,为林木所有者的利益探听、窥视、估价、守护、逮捕和奔波”[3](P267)。
正是现实与理论的强烈反差,促使马克思立足于现实社会反思黑格尔的哲学体系,进而推动了以自我意识为核心的唯心主义世界观的解体。具体而言,第一,马克思看到了决定人与自然关系的不是抽象的自我意识,而是人与人之间的物质关系:私有利益的魔杖不仅操纵着国家、法的形成,甚至也控制着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甚至自然界本身。第二,马克思抛弃了 «博士论文»时期以自我意识为核心的自由观,开始立足于人的现实境遇来探讨 “自由”,并将人与自然的生存关系的剥夺看作人的不自由的一个维度。马克思意识到自我意识的自由不能代替穷人在现实中的受压迫地位,因此,人的自由的获得,不是合逻辑的理念运动,而必须沿着 “哲学世界化”的路径,在人与人之间的现实交往中寻找答案。第三,«莱茵报»时期对市民社会的观察在马克思人化自然观的生成过程中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马克思在现实的生活实践中看到了按照黑格尔绝对理性建立起的国家与法,并未成为人自由的保障,反而异化为极少部分人维护私利的工具。这为马克思世界观的转变提供了丰富的现实材料,马克思开始摆脱黑格尔式的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抽象论证,而是诉诸现实的社会生活尤其是物质利益来考察人与自然关系,奠定了从现实生活具象化考察人与自然关系的逻辑理路。
(三)«德法年鉴»时期:寓于人的解放中的人与自然关系的再构
由于受到德国当局的迫害,马克思被迫辞去 «莱茵报»主编的职位,来到巴黎创办了第一个宣传社会主义的杂志 «德法年鉴»,并在杂志上发表了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与 «论犹太人问题»两篇文章。这一时期,马克思通过对 «莱茵报»时期观察到的感性材料进行思考与整理,最终扬弃了自我意识的哲学起点,完成了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这一过程反映在自然观中,表现为马克思将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寓于人与人的关系之中,提出将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 “回归于人自身”的命题,将人与自然关系的解放作为人的解放的一个维度。
具体言之,在 «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将 «莱茵报»时期观察到的市民社会种种乱象的根源进行了理论化阐释,并将其归结于私有利益。一方面马克思指出 “实际需要、利己主义是市民社会的原则”[1](P52),并阐释这种原则对人以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统治地位。“在这个社会中,人作为私人进行活动,把他人看做工具,把自己也降为工具,并成为异己力量的玩物。”[1](P30)进而,“它剥夺了整个世界——人的世界和自然界——固有的价值”[1](P52)。这说明了马克思彻底抛弃了以自我意识为核心的对人与自然关系的阐释,试图从市民社会内部的人与人关系中来讨论人与自然关系。另一方面,马克思区分了政治解放与人类解放,指出人与自然和解的根本途径在于人与人的和解。马克思强调政治解放的实质是资产阶级的解放,因而 “不是普遍的人的解放的最后形式”[1](P32)。而真正的解放是一种历史活动,是人在自然与社会关系中实现自由,即 “任何一种解放都是使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回归于人自身”[1](P46)。这里马克思明确了人与自然关系扭曲的根源在于私有利益对于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统摄,继而明确实现真正的人的解放就是破除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的被束缚的状态,将人与自然关系的解放纳入人的解放的范畴之中。马克思的这一观点在 «巴黎手稿»中得到进一步的阐发,表述为劳动异化带来的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以及在对异化的扬弃中实现的 “人道主义”与 “自然主义”的双重复归。«德法年鉴»的另一篇文章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延续了 «博士论文»中对哲学与世界关系的讨论,强调 “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1](P11)。这里“批判的武器”指理论、精神活动;“武器的批判”指实践、物质活动。这说明马克思看到了实践之于人认识世界、改造社会的重大影响,并建立起鲜明的唯物主义立场,也促使马克思进一步立足于实践考察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
«德法年鉴»的两篇文章针对 «莱茵报»时期观察到的感性材料进行了深入的理论剖析,将其归因于人与人之间私有利益的统摄,进而更进一步提出了解决路径,即通过扬弃私有利益来实现以实践为基础的 “人的解放”,人与自然关系的解放作为人的解放的一个维度,也寓于其中。
(四)马克思人化自然观生成的历史线索的延展
沿着向现实社会生活具象化的考察路径,马克思在 «巴黎手稿»中进一步将人与自然关系的考察从 “私有利益”具体到现实的劳动实践之上。以劳动实践作为人与自然关系的考察基点就找到了破解人与自然关系之谜的钥匙。唯物史观形成以后,随着马克思研究视域由哲学转向政治经济学,马克思对劳动实践的理解也具象为现实的物质生产,尤其在 «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将研究视角聚焦于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运转,他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分析也随之进一步深入到资本的产生与运行,这构成了马克思人化自然观生成的历史线索的延伸。
第一,明确资本主义的商品细胞中的 “自然基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 ‘庞大的商品堆积’,单个的商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5](P47)因此,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解剖是从商品细胞开始。商品就其本质而言,是蕴含着人类劳动的自然物,“物的有用性使物成为使用价值”[5](P48),这种非 “悬空”的 “有用性”决定于 “商品体的属性”,并构成了商品五光十色的物质外壳,成为社会财富的物质形式。马克思从商品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两方面出发,阐明商品是价值与使用价值的统一体,但是这种统一并不是内在的一致性,而是互不兼容的相互对立,人永远只能占有商品的一极,“一切商品对它们的占有者是非使用价值,对它们的非占有者是使用价值”[5](P104)。因此,商品的使用价值独立于人的劳动之外,“人在生产中只能像自然本身那样发挥作用,就是说,只能改变物质的形式”[5](P56)。使用价值只与商品的物质形式相关,寓于商品的自然物本质,构成了商品的 “自然形式”,是商品的社会属性的物质载体。马克思对商品使用价值及其物质根源的强调,批驳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对于交换价值与使用价值的混淆,明确了商品的物质根本。也正是从商品细胞中对使用价值自然性质的明确,确保马克思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立场,在纷繁复杂的由人织成的社会关系中透析资本主义本质规律。正如福斯特所言,马克思在 «资本论»中运用的是一种 “把一种唯物主义历史观和一种唯物主义自然观以及自然历史的所有力量结合在一起的分析方法”[6](P9),尽管他错误地认为这种分析方法是 “违背理性的”。
第二,将人与自然关系的考察具象于资本的产生与运动。一方面,从资本的构成而言,“自然”在资本中以 “生产资料”的物质形式存在,是资本结构中 “不能消灭的基质”。“资本不是一种物,而是一种以物为中介的人和人之间的社会关系。”[5](P877－878)生产资料以人与人社会关系中的 “物的中介”的形式出现,成为资本产生的重要条件,也是资本这种生产关系的物质载体,同 “劳动力”共同构成资本产生的前提,“只有当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占有者在市场上找到出卖自己劳动力的自由工人的时候,资本才产生”[5](P198)。另一方面,从资本的运动与自我繁殖而言,自然具象为生产原料,是资本总循环得以进行的物质基础。马克思在 «资本论»第二卷中阐述了资本的流通过程,马克思将资本的运动看作资本形态或者说是资本职能形式的不断转换,“资本作为整体是同时地、在空间上并列地处在它的各个不同阶段上。但是,每一个部分都不断地依次由一个阶段过渡到另一个阶段,由一种职能形式过渡到另一种职能形式”[7](P121)。推动资本职能形式周而复始转换的原始动力是资本对剩余价值的追逐,而自然资源则构成资本运动的物质推力,以原料、辅助材料等各种形式为产业资本在运动中的损耗,提供价值补偿,这种补偿是资本主义再生产得以进行的先决条件。
总的而言,马克思人化自然观的形成经历了一个从抽象到具象,向现实生活逐层深入的完整过程。即马克思讨论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论基点按照 “自我意识—私有利益—劳动实践 (异化劳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顺序发生转换。这一过程的关键环节,是在 «莱茵报»时期对私有利益控制国家、法进而剥夺穷人生存权益等感性材料的总结基础上,上升到对黑格尔哲学体系进行理论清算,最终确立了向社会生活寻求人与自然关系答案的现实路径。“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对人来说才是人与人联系的纽带,才是他为别人的存在和别人为他的存在,只有在社会中,自然界才是人自己的合乎人性的存在的基础,才是人的现实的生活要素。”[1](P187)这条向社会生活不断具象的考察人与自然关系的路径,最终深入到资本主义的现实的生产体系,构成了马克思人化自然观得以生成的历史主线,也将为我们当前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实现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启示。
马克思人化自然观是建立在对费尔巴哈与黑格尔自然观的双重扬弃之上,其关键在于扬弃了费尔巴哈的感性直观的认识方式与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以辩证唯物主义的逻辑框架,立足于人的生存境遇与实践活动构筑起人与自然的统一性。
(一)唯物辩证法思维框架的确立
唯物辩证法是马克思看待世界的根本方法,也为马克思考察人与自然关系提供了基本思维框架。其形成是马克思扬弃了黑格尔与费尔巴哈的思维方法,以此为基点观照人与自然关系,弥合了哲学史中人与自然相分离的状况,实现了人与自然的现实的、历史的统一。泰勒斯将自然的本源归结为水,开启了人立于自然之外,通过对现象界获得的感觉经验的共性归纳来探索自然本质的还原论的哲学传统。这种人与自然相分离的视角在笛卡尔的 “主体性原则”中得到了进一步强化,以人的主体性观照自然,自然作为人的认识对象,独立于人之外,由此造成了人的理念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分离。黑格尔作为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其宏大的哲学体系达成了德国古典哲学以来观念论的顶峰,他以精神辩证法将世界的运行纳入绝对精神的运动之中,提出 “环境的人化”的概念,以尝试实现人与自然的统一。他认为 “自然是他在形式中的理念”[8](P21),“自然”由人的绝对精神外化而产生,作为 “在主观阶段外化的结果,并且是绝对精神回归自我的中间环节”[9],融入精神实体化进而主体化的过程。黑格尔立足于唯心主义辩证法的框架阐释人与自然关系:一方面,自然不是一成不变的存在,随着绝对精神的运动而获得过程性与历史性;另一方面,自然是绝对精神在主观阶段外化的结果与回归自我的中间环节,成为由人的自我意识所派生的抽象存在,因而呈现出之于人的对象性。黑格尔以绝对精神为核心将人与自然统一起来的世界图景,实现了对古希腊本体论哲学中隔绝于人的活动之外的朴素自然与近代以来认识论哲学中主客分离的破碎自然的超越。但是黑格尔将人与自然的统一限定于理念的层面,将自然包裹进意识的真空中,屏蔽了自然的物质属性,也隔绝了观察人与自然物质交往的可能。
费尔巴哈不满黑格尔的 “思辨的神学”,重新举起 “感性”的大旗,宣布 “新哲学是光明正大的感性哲学”[10](P169)。费尔巴哈抛弃了形而上学的哲学传统,认为感性是在人的思维之外的现实实在,这种实在性不是理性赋予的而恰恰是理性的来源,因此人对世界的认识必须从感性出发。回归感性来认识自然,就回归了唯物主义立场。但是费尔巴哈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诉诸感性直观,以当下的、直观的认识方式,将自然理解为现成既定的、亘古不变的感性对象,这就将黑格尔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过程性与历史性的认识连同辩证法一同抛弃了。自然的属人性的丧失,使得费尔巴哈认识自然的感性直观形式,并未由此导向人与自然的现实的物质交往,反而仅止于尚未进入人的实践和认知活动范围的原始自然,而在感性直观这种略显粗陋的认识方式中,自然成为丧失了之于人的对象性的感性客体,隔绝于人的实践活动之外,因而也仅仅是人的思想客体而非现实客体。
马克思唯物辩证法的形成是建立在以费尔巴哈的感性原则改造黑格尔的辩证法的基础之上。马克思认为黑格尔将 “自我意识”置于神坛,将认识的内容全部纳入到 “自我”中,在自我的视角下进行认识,这样所有的设定,所有的意识都是 “自我”的,自然作为外在于 “自我”的认识对象转变为 “自我”的产物。因此,在马克思看来,以自我意识为核心的辩证法实际上是一种 “神性的辩证法”,成为概念间的一种思辨关系,成为纯逻辑的推理活动而并不触及任何现实的东西,“自我意识通过自己的外化所能设定的只是物性,即只是抽象物、抽象的物,而不是现实的物”[1](P208)。马克思以费尔巴哈的感性原则改造黑格尔的辩证法,其关键在于以 “实践”这种人的现实的对象化的活动取代 “自我意识”作为辩证运动的主体,这样 “概念的辩证法本身就变成只是现实世界的辩证运动的自觉的反映,从而黑格尔的辩证法就被倒转过来了,或者宁可说,不是用头立地而是重新用脚立地了”[11](P250)。唯物辩证法的形成标志着马克思有了观察世界、分析资本主义运行规律的思想武器,同时也使马克思人化自然观的形成有了坚实的科学基础。
(二)唯物辩证法思维框架下马克思人化自然观的形成
唯物辩证法为马克思人化自然观的形成提供了基本思维框架,人与自然关系作为建立在劳动实践基础上的对象性关系也随之确立起来,人与自然对象性关系的 “异化”与复归就基于异化劳动的形成与扬弃,现实地表现为共产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进程,锚定了人与自然关系的物质性、对象性与历史性。
第一,立足于唯物主义立场,强调自然的物质性以及之于人类的先在性。唯物主义是马克思认识人与自然关系的根本立场,马克思以人的现实实践为基点,确认自然的物质性,这包含两个层面。一方面,从人的生存境遇来确认自然之于人的先在性。马克思指出人来自于自然界,自然不仅是人诞生的怀抱也是人进行一切物质活动的空间与载体,“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一个现实部分,即自然界生成为人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部分”[1](P194)。这样,自然史与人类史统一起来,“无论是在人那里还是在动物那里,类生活从肉体方面来说就在于人 (和动物一样)靠无机界生活”[1](P161)。另一方面,从人的生产实践来源强调自然的物质性,“自然界是工人的劳动得以实现、工人的劳动在其中活动、工人的劳动从中生产出和借以生产出自己的产品的材料”[1](P158),即强调自然是人的生产资料以及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物质来源。对于自然的物质性的确认,从根本上纠正了唯心主义对于人的主体性的崇拜而造成的人与自然的疏离,从人的生存境遇与物质资料的现实来源厘定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内在联系,是马克思人化自然观的根本基点。
第二,立足于人的实践,以唯物辩证法的逻辑框架确认自然之于人的对象性。马克思的 “对象性”理论是整合了黑格尔 “活动”原则与费尔巴哈 “感性”原则以后形成的,其根本前提是确认实践是一种 “感性活动”,以 “感性活动”为基点,人与自然关系就以 “感性－对象性”的关系呈现。一方面,马克思否定了黑格尔将 “外化”与 “对象化”相等同,为 “对象化”注入感性原则,由此强调实践的物质性。另一方面,马克思以辩证法突破了费尔巴哈以感性直观把握对象的方法,以“活动”原则观照对象的生成过程,这样主体通过对象化把本质力量投射到对象上,既创设着对象也生产着自身,主体与对象成为相互生成、互为对象的对象性存在物。将实践看作 “感性活动”,人与自然的统一性就摆脱了抽象的逻辑范畴而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之上。以此为中介,自然与人成为相互映照的对象性存在,“正是在改造对象世界的过程中,人才真正地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1](P163)。由此人化自然的生成过程有了双重意义:既是人现实的改造世界以获取生存资料的物质活动,又是对人的类本质的践行与映照。在这一过程中,自然作为 “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的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1](P161),既保留着原本的物质特性,又承载着人的意识力量,显示出属人性。在感性活动基础上建立起的人与自然的对象性关系是马克思人化自然观的核心内容,其关键在于以唯物辩证法的思维框架厘定了实践的感性活动的特征,并在此基础上实现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
第三,立足于人的解放,在社会形态的演变中确认人与自然关系的历史性。马克思将人与自然的对象性关系的确立基于人的劳动①相较于实践作为一个哲学范畴,劳动是经济学术语,其内涵更加具象,指人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下对世界的现实改造活动。在 «巴黎手稿»中,马克思在论及人的现实的改造自然的活动时,通常使用劳动的概念。,人的劳动总是在一定的现实的社会关系中展开,当人是自由的状态,劳动就成为人自由自觉的类本质,人与自然关系因此呈现出对象性,自然是人观照自身的对象性存在物而非束缚人的枷锁。然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资本自我增殖的目的性湮灭了劳动的自由自觉属性,使之成为人 “维持肉体生存的需要的一种手段”[1](P162),这便产生了劳动的异化。“异化劳动”带来了人与自然对象性关系的全面裂变,自然作为人实践对象的否定结果就是自然界的异化,异化的自然既是丧失了人类性的自然界,又是与人对立,束缚人的自然[12](P403)。其根源在于工人的劳动与劳动成果被剥夺,劳动沦落为谋生的手段,自然也随之走向了人的对立。劳动的异化带来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而对异化劳动的扬弃就是劳动迎获自由自觉属性的过程,也是共产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过程,更是人与自然全面和解、人与自然的对象性关系全面复归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资本主义社会中种种对立因素的调适得以实现,“在共产主义社会,分类被治愈了,并且对马克思来说所有构成人的元素重新统一了”[13](P166)。因此,马克思将人化自然的生成赋予历史性、生成性特征,是扬弃了资本主义条件的人与自然关系形式,进而将其纳入到社会形态更替的历史进程中。
(三)一体两面:“两条线索”的内在统一与延展
马克思人化自然观生成的历史线索是将人与自然关系不断向现实社会生活具象考察的历史过程,沿着这一线索确立了马克思人化自然观的实践基点;理论线索则是马克思通过对费尔巴哈与黑格尔自然观的扬弃,建立起唯物辩证法的思维框架,进而提出了人化自然观的核心观点,确立起实践基点上人与自然关系的辩证统一。这 “两条线索”具有内在的统一性,没有对社会生活的观察,马克思无法洞察黑格尔与费尔巴哈哲学理论的缺陷,这符合从实践到理论的认识论逻辑;没有唯物辩证法的确立与人与自然关系理论的系统建构,就无法实现对感性材料背后规律的探索,进而找到实现人与自然和解的现实路径。最终在 «巴黎手稿»中,人与自然关系被阐述为以实践为基点的人与自然的对象性关系,并将其实现寓于对异化劳动的扬弃,也即共产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进程。随着马克思理论研究视域的转换,“两条线索”的内在统一性也随之向现实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深入,最终在 «资本论»中表现为将建立在 “感性活动”基点上的人与自然的对象性关系具象在现实的生产方式中,实现人与自然关系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
第一,从 “自然力”的角度,将人与自然的对象性关系具象为人力、自然界自然力与社会劳动自然力的和谐统一。马克思在 «资本论»中使用了 “自然力”思想,将自然力看作一切生产活动中不可替代的总体动力,包含 “人身自然力”“社会劳动自然力”与 “自然界自然力”三类。这样,人的生物力、社会劳动以及自然自身可被利用的能量都被纳入 “自然力”的范畴,“一切生产力都归结为自然界”[14](P170)。“自然力”概念的使用,传达出马克思沿着对人与自然关系向现实生活具象化的考察路径,对人与自然的辩证统一有了更为具象的理解,即以物理学上的 “力”的相互作用的概念说明了人与自然统一性的现实基础:人对自然的改造作为一种力的施加,会引发相应的力的反馈,人对自然的改造也不仅仅是人的本质力量的体现,而是 “人身自然力”“社会劳动自然力”以及 “自然界自然力”的相互作用与协调统一。另一方面,马克思将人对自然力的使用看作资本主义产生的基础,也正如马克思所言 “社会地控制自然力,从而节约地利用自然力,用人力兴建大规模的工程占有或驯服自然力——这种必要性在产业史上起着最有决定性的作用”[5](P587－588)。从 “力”的层面考察人与自然关系,人与自然之间的交往不再以抽象的 “对象化”的形式呈现,而是以一种可感知的物质力量的形式发生。
第二,从物质变换的角度,将人与自然的对象性关系具象为现实的发展与环境的辩证关系。“物质变换”是生物学上的概念,是 “生命活动过程中有机体从外界摄取营养和从体内排除废料的过程”[15](P667)。马克思借用这一自然科学概念将人对自然的改造也即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过程具象为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交往过程,赋予人的劳动以现实意义,“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5](P207－208)。将人对自然的改造描述为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这表明人的实践活动不仅仅是人对自然的单向索取,而且是一个能量双向传递的互动过程,人向自然传递的能量不会消失,而会以 “物质变换”的形式回馈于人自身,这样人与自然之间基于 “对象性关系”的辩证统一性在物质生产方式层面有了更为具象的表达。然而,资本由于其本性,不断突破自然、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当人类对自然的改造被资本统摄而陷入无序与混乱中时,就会导致 “物质变换裂缝”,进而制约生产发展。马克思强调 “劳动生产率也是和自然条件联系在一起的,这些自然条件的丰饶度往往随着社会条件所决定的生产率的提高而相应地减低”[16](P289),最终资本统摄的工业发展 “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归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5](P579),发展也就随之陷入停滞。
总的而言,马克思人化自然观生成的两条线索具有内在的统一性,马克思对人与自然关系向现实生活的具象化考察与对黑格尔、费尔巴哈自然观的反思是同步展开的,显现出马克思人化自然观的生成既遵循着由 “实践到理论”的内生逻辑,又符合理论间 “否定之否定”的借鉴扬弃,是内生动力与外来镜鉴共同作用的结果。这 “两条线索”继续随着马克思研究视域的转换而向现实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延伸,推动着马克思人化自然观向政治经济学领域纵深发展。马克思对人与自然辩证关系的考察也由此完全摆脱抽象思辨,而根植于现实的物质生产过程,成为对资本逻辑批判的一个维度,寓于共产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社会历史进程之中。
马克思人化自然观的生成是向现实生活具象化考察人与自然关系与对黑格尔、费尔巴哈自然观双重扬弃的结果。«资本论»中,马克思人化自然观生成的双重线索最终延伸到现实的物质生产层面,马克思对生产无序扩张导致 “物质变换裂缝”的阐述已经论及了发展与环境的辩证关系。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大报告中强调 “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17](P19),并将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纳入到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强调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也即生态保护的问题,“现代化”则是厘定人类社会发展的更高水平。由此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将社会发展与生态保护、人的自然属性与自然的属人性统一起来,继承于马克思自然观的核心观点,是破解发展与环境问题的中国方案。立足于新发展阶段,对马克思人化自然观生成的双重线索的回溯将为我们理解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重要论断的意义与价值提供有益借鉴。
(一)以唯物辩证法为逻辑框架把握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系统观念
马克思人化自然观实现了对黑格尔与费尔巴哈自然观超越的关键在于确立了唯物辩证法的思维框架,以实践为中介确立起 “人—自然—社会”三位一体的辩证统一关系。二十大报告中指出 “继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首先要把握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17](P16),并着重强调要 “坚持系统观念”。“系统观念”是以马克思唯物辩证法为核心并结合现代系统论的产物,强调在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动态过程中认识事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创造性地将自然与发展统一起来,纳入到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是以 “坚持系统观念”的科学思想方法为指导形成的重大理论创新。因此,我们必须认识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系统特征,避免从费尔巴哈感性直观的角度机械地、片面地理解这一现代化进程。
具体而言,第一,在顶层设计层面,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整体性特征,用系统方法强调 “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中的战略地位。找准生态文明建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体布局中的系统定位,实现 “生态保护”与 “现代化”的协同并进;第二,在空间层面,把握自然生态内部的关联性特征,强调根据自然系统内部的空间联系,进行辨证施治,综合治理。自然内部存在着内在联系,自然要素间的空间共在特征及其整体性要求生态治理要统筹好自然要素,“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17](P41),从源头开展生态环境修复和保护,重点突破与整体推进相协调,带动区域生态环境的优化治理。第三,在时间层面,把握生态负效应的迟发性特征,用系统方法做好生态治理的时间规划。自然生态具有自我修复能力,当人类活动超过自然承载力以后,生态负效应逐渐累积最终会导致生态问题的爆发。因此,我们应当“正确把握总体谋划和久久为功的关系,坚定不移将一张蓝图干到底”[18](P215)。建立健全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监测预警长效机制,将生态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中,以达到生态治理的 “治未病”。第四,在制度层面,把握生态文明治理的协同性特征,建立一套完备的生态文明治理体系。生态文明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因此 “必须加快建立健全以生态价值观念为准则的生态文化体系,以产业生态化和生态产业化为主体的生态经济体系,以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为核心的目标责任体系,以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保障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以生态系统良性循环和环境风险有效防控为重点的生态安全体系”[2](P454)。这五大体系的建立科学整合了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的五大方面,通过优化生态文明治理体系,发挥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的协同效应,最终形成整体合力,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二)立足于生产方式转变明确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实现路径
马克思人化自然观的生成是将人与自然关系的讨论向现实的社会生产实践逐渐深入的结果,并在 «资本论»中进一步具象到现实的物质生产方式之中。马克思在对资本运行方式的考察中,揭示了自然在人类现实物质生产过程中的基础性作用,也阐述了资本的无序扩张对自然造成的破坏,论及了发展与环境之间的辩证关系。“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既说明了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也阐明了 “现代化”是实现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根本途径,“现代化”与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耦合促进与马克思人化自然观立足生产方式考察人与自然关系的历史线索相贯通,是解决生态保护与社会发展之间矛盾的中国方案。这就要求我们对其理解必须立足于现实实践,避免在生态中心主义的形而上学解释范式中消解这一理论的实践基础。
具体而言,我们必须立足于新的时代境遇,牢牢抓住生态保护与社会发展协同促进这一关键问题,以现实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为基础,以绿色发展引领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 “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19](P3)“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19](P12),这实际上是将人与自然关系统纳进现实的生产方式之中,进而重塑发展逻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实现归根结底要以现实的生产方式变革为基础,这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全面绿色化的转变过程。一方面,我们要推进生产力的绿色化,即实现生产过程的集约化、低污染与可持续。生产力包含劳动者、劳动资料与劳动对象三个要素,实现生产力绿色化的关键在于实现劳动资料的绿色化,也即绿色科技的发展。2020年中国 “双碳”目标的厘定既阐明了中国进行产业升级、加快生产方式变革的时间表,也彰显了中国对世界生态文明建设的责任。我们要以此为抓手,加快发展绿色科技,抓住新一轮产业革命的机会,做大做强国内的环保产业。同时进一步发掘生产力结构中的生态因素,多渠道拓展优美生态环境的经济价值,将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统一起来,努力实现“自然资本”的保值增值,将生态GDP的增长也纳入到发展的内涵之中。另一方面,推进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的绿色化,主要着力于建立一整套相配套的生态制度体系,加大对破坏环境行为的整治力度,优化市场的资源配给水平,引导更多的资源投入到新兴产业,降低发展成本与能源损耗,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同时,在全社会范围内开展生态文明教育,增强全体国民的生态文明意识,在全社会确立起保护环境的氛围,推动整个社会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三)社会演进中把握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价值指向
从人类历史演变的规律来看,资本主导下的工业文明在两三百年的时间里创造了超越以往时代总和的巨大财富,但是也为工业文明的未来埋下了 “自反式”的祸根。资本逻辑主导下的生产的最终目的是追求剩余价值最大化,“生产剩余价值或赚钱,是这个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5](P714)。在以剩余价值为最终目的的资本逻辑的支配下,社会的发展逐渐走向人与自然的反面,建立在对人的摧残与对自然的破坏之上:人的劳动被 “异化”,从人的自由自觉的本质属性沦落为人谋生的工具,“总体的人”被切割为 “片面的人”;自然也由人的本质力量的映照转化为工业资本发展的资源库与垃圾场。正因资本对人与自然的双重奴役,马克思将人的解放、自然的解放与对资本主义的扬弃紧密相连,纳入到社会演进的历史进程之中,“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1](P185)。“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中 “和谐共生”是人与自然的相处状态,“现代化”则是社会的发展状态,由此将人、自然与社会统一起来,社会的发展不再是以对人与自然的压迫为基础,而是以人与自然的和谐为目标,这是对马克思人化自然观中创设的以社会形态演变实现人与自然和谐路径的当代继承与发展。所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实现必须寓于对资本逻辑所主导的生产方式的全方位变革,因而是更深层次的文明迭变过程—— “生态文明”作为超越了“工业文明”的新的文明形态,将成为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致力达成的未来文明形态。
具体而言,一方面,我们要明确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价值指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就是在当前阶段兼顾人的生态需求与发展需求,在实现人的生态权益中保障人的自由与发展,是以 “人”为目的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19](P4)。因此,“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实现必须保障生态正义,即确保生态产品在人类代内与代际间分配的公平性,以满足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同时也能够调动人民群众参与生态文明建设的积极性,将生态文明的实现发展成全民参与、全民受益的事业。另一方面,我们必须将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实现寓于现实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事业之中,进而纳入到 “生态文明”取代 “工业文明”的历史进程。从文明迭变的宏大视角来看,西方现代化道路锚定的是工业文明,而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一种 “后发型现代化”在对西方现代化道路的充分反思的基础上,将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为现代化的一个尺度,进而锚定的是扬弃了工业文明的生态文明。二十大报告中强调要 “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17](P41),这就要求我们在重塑发展方式的高度认识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价值,它不仅仅是一种环境保护理论而是对发展逻辑的深度重塑,将依托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为世界生态文明建设开拓一条新的、更具有生命力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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