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波比的工厂》的叙事内蕴与艺术价值
◎王晶晶
《波比的工厂》是张勇导演聚焦于中非交流题材的独立纪录片新作之一。不同于其前作《我从非洲来》《重走坦赞铁路》（同一主创团队）的是，《波比的工厂》的故事性更为突出。该片讲述了尼日利亚裔老板波比和他的中国妻子在浙江义乌开办的化妆品小工厂里面的一些生产故事，且不局限于聚焦具有天然文化猎奇元素的波比如何在跨文化环境中进行生活与交际的活动，而是同时浓墨重彩地展现我国“小镇青年”打工群体在新冠肺炎疫情时期的迷茫生存状态。该片将二者的活动轨迹并置记录，使得影像整体的价值意蕴与格局内涵由个体的文化契合上升至现实环境之于个体的影响这一大层面，阐释这两类人群在新冠肺炎疫情时期的艰辛之处。有别于一部分记录外国人在中国适应社会过程的其他影像，《波比的工厂》带有探访相异文化差异的猎奇感与窥探感。此外，导演以冷静、客观、平视的纪实姿态和理念，用旁观的视角给予观众一个平等思考与体悟解读的留白空间。也正是这种充分的召唤结构，既在纵向上展现了时代的洪流，又在横向上延伸了个人命运的张力，让观众透过一位特别且有趣的非洲裔“中国通”老板，看到新冠肺炎疫情时期别样群体的生产生活面貌。
时代里的每一粒尘埃，落在个体身上都是一座大山。《波比的工厂》除了展现部分具有跨文化交流元素的跨国婚姻生活外，也呈现出疫情对中小民营企业以及小人物打工个体产生影响的内容。导演张勇曾言，自己在选材上并没有选取“高大上的人，选择的是那种鲜活的、底层的、相对草根的人物”①。《波比的工厂》不像同样聚焦工厂的纪录片《美国工厂》那般去重点展示一个初到美国的中方企业家如何面对跨文化的碰撞和交流，以及如何去适应当地的劳工制度等问题，也不同于《中国工厂》去呈现企业老板与打工员工各自拼搏的工作状态。《波比的工厂》主角波比是非洲人，作为小工厂老板，开朗随和，且接地气。他可以与员工一起其乐融融地吃饭、聊天、搬货物，甚至偶尔也会和员工一起在流水生产线上安装几个化妆品，以使他与员工间的工作联系更为紧密。而员工们也往往能在工厂里找到对象，将波比当朋友般相处。二者间的相处不仅突破了国界，还改变了人们对传统劳资关系的印象。因此，选材的精准与独到赋予了该片更多且更深的意蕴延展空间，展现出一位在中国入乡随俗且与中国下属们随和相处的非洲老板形象，并以小见大，打破了人们对非洲人的一些刻板印象，让中非观众甚至是全世界观众看到了一个更为真实鲜活的非洲形象。
此外，波比个性十足、有主见，他在夫妻关系、劳资关系等人际问题或社会视野上有着自己独到且相对客观的判断。影像不时地聚焦他与中国妻子的家庭互动，温馨且有爱。即便他们偶尔会因意见相左而争吵，观众仍旧能从他关爱女儿的宠溺眼神中与口述中看到他有着中国人与非洲人共通的地方——心系家庭，也同样能在他搬运货物损伤了腰与招聘奔波的过程中看到一个小老板在后疫情时代的不易。这些超越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共通情感和共同价值，能够让广大受众产生共鸣。
真实的生活本就是粗糙和零碎的。总体而言，《波比的工厂》整体结构相对零散，其叙事手法是一种自然流淌着的散文式叙事。正是这种静默的平实与质朴，以及镜头于两类群体中的游移，才使得他们所共有的主题交融与缝合愈加紧密，呈现出相同的主题与思考。从波比与妻子因工作问题产生冲突到二者私下各自表述对跨国婚姻的想法，再转向工厂几对情侣间的打情骂俏，呈现出婚恋价值主题；
从波比带领得力员工翟德飞去邻地招工到对其工作调动而产生意见冲突，展现出不可避免的劳资矛盾主题；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波比面临工厂产品出口受阻、运营受挫、身体不适等问题，员工们也因为枯燥的工作而借酒消愁，倾诉无奈与迷茫，由此呈现出现实困境主题。影像将波比和员工们面临的不同困难交融互渗，编织出一个跨文化交流背景下不同种族的人都会面临的共同现实话题，进而于潜移默化中强化了观众的情感共鸣与价值思考。
《周易·系辞》有云，“‘书不尽言，言不尽意。’……圣人立象以尽意”，旨在表明图像有时候能表达难以言尽的意涵与韵味。纪录片同样可以做到营造有意味的意象，以表达象外之象、味外之旨般的价值意涵。尽管该片没有任何解说词，且以“墙壁上的苍蝇”视角所摄，但其有意味的固定镜头选取与组接仍可以产生无限解读的召唤结构与留白般的空间，增强了影像的意蕴，加深了主题深度。而该片不少镜头也使我们感知到导演对打工群体的记录意图——迷茫且无奈的生存状态。在展现工人们于工作之外的闲暇生活时，该片时常呈现颇具代表人物群体特征的符号化画面：宿舍房内简朴的桌椅、食物、床单上明晃晃的“马上有房子”花纹字、陈旧的手机与MP3、酒足饭饱后躺床慵懒玩手机的妇女、对漂亮但工艺粗糙首饰的特写……这一系列员工居住环境的无言却有静默力量的物象，生动概括了工人们的生活状态和精神状态。
此外，一些镜头也包含了一定程度上作者对背景环境的呈现与思考。核酸二维码、广场上用手机进行直播的主播、公园亭台里一起玩手机的情侣等镜头，已悄然囊括了时代变革的有意味讯息——新媒体时代的到来。消费型的大众工业与文化工业取代了曾经革命性与生产性的工业文化，成为社会主流文化范式，并无孔不入地渗透进人们的衣食起居与闲暇休憩时间，包括这些生产工人们的生活。在如今的时代浪潮下，过往年代中作为生产主体的工人群体在当下成为大众文化景观中不可见的他者，并在谋求生存的道路上成为社会中几近边缘的人物。波比的工厂员工们多为“小镇青年”，受困于学历与技能，他们除了会重复单一性的生产工作外没有其他适合的职业。随着新媒体时代的到来，手机所呈现出的多元且瑰丽的屏幕奇观既是工厂员工们身处时代浪潮并融入时代的入口，也是其疏解工作疲乏感的港湾。然而，手机里庞杂的娱乐内容和营造的信息茧房也许就是困住其思想与思维的一张网。导演在影像内有意味地聚焦了一对工厂情侣，二人于夜晚闲暇之余没有任何对话，只是各自在床上通过手机进行娱乐消遣，不免看出导演对“娱乐至死”问题的思考。
导演在影像中没有过多涉及主观意识，对影像中的每一个个体都没有给出所谓褒贬似的理解或评价，多是以淡化的观念表达与静默的态度将解读权交给观众。也正是因为给予观众自主解读的空间，让纪录片的意象在观众主观的审美感悟中与画面交融，观众才能自行体悟人与人的关系。
《波比的工厂》得益于拍摄者两年间长时间与被摄者接触。摄像机仿佛与空气融为一体，影像已在不干扰事件发展的情况下极尽可能地客观记录与呈现，让观众如同亲历一般去感悟与解读。镜头有时候甚至充当了工厂员工与波比的一个“被倾诉者”的角色，使得影像给予观众的参与感与沉浸感更为强烈。而不少段落与组接具有故事般的意味，将人物性格刻画得饱满且生动。当工厂车间员工因操作不熟练而产生质量问题时，这对跨国夫妻用中文激烈地指责彼此的过错。剑拔弩张之时，画面即刻切换。工厂周边的雨景，室内孤零零的雨伞，一切景语皆情语，这些物象延伸了有关吵架的低沉意象。紧接着，波比气鼓鼓地拿起食堂简陋的椅子搬坐在镜头前，把镜头当作能倾诉的朋友般谈论自己对工作分歧的看法：“好的（事情）没人吱声，就是不好了，一大堆人说说说。不管是哪里的人都一样的，你在对他好的时候，不会有人开口说‘太谢谢了，你做得好’这样的话。”随后镜头转向他夫人在雨天开车的画面，夫人诉说着她对跨国婚姻中不可避免问题的理解以及对波比的理性看法。在此处，跨文化主题通过波比家庭这一活动表征暗中进行价值表达，客观呈现矛盾双方吵架后对彼此的想法与观点，展现他们虽然国族不同，但却有着同而为人不可避免的矛盾。
每个人都是时代洪流里的一粒沙，顺应且努力地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中拼搏着。与多数独立纪录片相同，《波比的工厂》将“人”作为拍摄的主体，个人生存状态成为该片主要的关注点，其重心也并没有全然放在题名主角波比身上，而是展现疫情时期工厂老板、工厂工人、找工作群体的众生相。因此，该片的工人形象早已不同于早期影像里某个叙事过程的零部件，也不再作为传递某个特定主流化信息的样板符号，而是具体的、有饱满情感思想的人。影像从琐碎、具体、实际的人和事入手，细腻朴实地记录着个体生活的点滴，展现其最自然真实的情感心理与精神状态。这种完整的叙事过程使镜像本身生发出意义，从而使纪录片具有了更具象化的价值。
此外，《波比的工厂》采取的是一种相对封闭的空间叙事②，镜头整体聚焦于工厂空间内。因此，不论波比还是员工，大部分故事均发生于工厂内。观众从该片所指涉的工厂空间看不出其处于城市内还是乡镇中。除了老板波比偶尔外出进行工作交流外，员工的活动空间均局限在工厂内，仿佛暗示着他们同时脱嵌于乡村与城市社会的特点。而这也是当下多数工厂打工人的真实写照：他们背井离乡，只为到外地谋求一份看得过去的薪水，在赚到一定的钱后娶媳妇回乡安稳度日，也或许如同片中中年女人所言，以谋求年老后在社会生存的资本。工厂里的许多小人物无法完全掌控自己的命运，因此他们透露着一种无奈的情绪。他们渴望赚到足够生存的金钱，却又同无根之浮萍般不知何去何从。
工厂的封闭景象也可以看作是当今社会在后疫情时代发展中的一个微缩景观。于工厂员工们而言，不论疫情发生与否，他们活动的范围也只能是在相对封闭的工厂中。于老板波比而言，在中国打拼的十余年间，他早已熟谙中国社会的种种秩序与规则，以流畅的中文与社会习惯如鱼得水般地游走在家庭生活与工作中，与中国籍夫人共同经营化妆品出口小工厂，却也不得不面对跨国婚姻中的观念冲突以及工作中的人员流失、员工矛盾、出口受阻等一系列压力。其事业围绕着工厂转，顺应着现实环境进行变化或调整。
事实上，时代背景于每个人而言都是相对“封闭的”，每个人都无法突破疫情时期存在的问题给自己带来的影响：出口贸易受限、出行受限、工作波动、生活不便……这均是每个人无法规避的，只不过对不同个体的影响大小不一罢了。观众透过银幕这一镜像沉浸式观看他人的生活，也同样会映射自身。所以纪录片提供的是一种观照，由观照对方来观照自身。同时，纪录片也是一面镜子，是人类现实的生存之镜。从这面“镜子”中，我们可以看人间百态，思时代之变，照自我之镜。波比在异国他乡为了生存努力奋斗着，而观看这一影像的观众亦是芸芸众生中的平凡人，为了生存与生活、理想与现实忙碌奔波着。
导演基于个人的观察和感受，把跨文化交流、工人困境两个宏大议题收纳进画面的细部之中，用真实的镜头呈现出一位特殊的非洲老板在中国的现实生活，以及中国工人们迷茫的生活状态，让更多受众了解到不一样的面相。这不仅破除了观众对非洲人的一些刻板印象，在跨文化传播中实现了一定的效能，还给予普通打工人更多的话语展现空间，实现了纪录片最大程度上的人文传播价值。
纪录片在面对与异国人群跨文化交流相关题材时，首先考虑的往往是对文化差异内容的选择与呈现，并试图聚焦于因文化差异而产生的具有猎奇感、吸引力的内容，让国内外受众看到或了解两国之间的不同之处与碰撞交流之处。但不论是呈现外国人在中国的生产生活，还是中国人在他国产生的文化交流，《波比的工厂》并没有呈现波比这一小工厂老板因在中国工作生活而产生的文化隔阂以及文化冲突状态，只是借由他黑皮肤、尼日利亚裔这一特殊的跨文化交流表征身份，去对准他在后疫情时代同中国工厂老板无异的活动轨迹。因此，独立纪录片《波比的工厂》为跨文化交流题材纪录影像的素材选取与呈现方式提供了一种参照的思路：无需过多聚焦猎奇式跨文化交流活动，而是选择跨文化属性强烈、具有特殊身份的外国人或中国人，或找准跨文化交流下人类共通的共情之处，选择那些能够激起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共鸣情感价值观等共性的题材③，如亲情、友情、爱情；
或像《波比的工厂》一样，去选择人类能够共同理解的现实与生存议题——聚焦时代背景之于个体生活的影响。不论身处何种国度，疫情之于个人，环境之于工厂工人与老板都是一样的。跨文化交流题材纪录片从共性视角切入，以共通的情感、价值观、议题来导向传输价值，有助于最大程度上让纪录片发挥出寓教于乐、观照天下、传递价值的功能。
从哲学层面而言，人文关怀是对人的生存意义，尤其是对个体的人的生存价值以及对人类命运和前途的终极关怀。④独立纪录片最大的人文价值就是对诸多社会问题的镜像呈现和映照反思，它成为一个带有精神意义的工具、一个传递人文情怀的媒介。⑤事实上，不论是独立纪录片还是主流媒体纪录片，最终目的均是从影像中传递一定的价值内涵与话语思考。这种思考可以是关于人文关怀的，也可以是关于宏大意义的。对于多数独立纪录片创作者而言，他们选择非主流媒体的创作方式，倾向于运用“完整再现”的巴赞纪实美学以及怀斯曼的“直接电影”观念，以无言的“声音”和旁观的画面作壁上观，就是想要借助独特的视角形成与主流媒体不一样的视听表达与内容，充分调动影像美学形态，在实现一定美学理想的同时也关注更广泛多元的题材，深入社会中不易被察觉到的角落。观众在《波比的工厂》中不难发现，导演对波比及其员工的工作生活轨迹所呈现的篇幅占比是近乎均等的，他刻意隐去了自己的采访声音，呈现出人物与镜头“对话”的方式，以表达自己的所思所想。当问及员工对工作和将来的想法时，得到的均是“赚好钱回家”“成家”等角度的答案。该片围绕着对家庭与生活的希冀，聚合了员工们简单而又美好的生活目标。他们同波比一样，均有着对家庭的美好关怀与期盼，共同在社会的一隅天地中奋斗着。
总体而言，《波比的工厂》让观众看到了中国普通人和在华非洲人在时代变革中的面相，有矛盾冲突，也有友爱互助；
有吵闹打架，也有幽默情趣。该片呈现出文化交际的多元性和丰富性，折射出中非人民深层交往中最真实的样貌，并将触角深入到现实的脉搏中。该片展现了在时代洪流中的历史拐角处，不论工人群体还是外国人，都是社会一隅的个体，在复杂的社会现实面前所遭受的困境或无助是无可避免的。正因如此，该片涵盖的跨文化交流层面的人文思考被拉升到了更加广泛的社会层面与时代层面，构筑起别样的跨文化影像桥梁。
注释：
①②施东来.编织中非故事的影像语言：专访《波比的工厂》导演张勇[EB/OL].澎湃新闻,2022-06-09.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35134263159003604&wfr=spider&for=pc.
③钱分平.跨文化视角下的中国电视纪录片创作研究[D].上海:上海师范大学,2010.
④徐韵琰.对当代纪录片传播人文关怀的思考[D].杭州:浙江大学,2013.
⑤唐绪超.中国独立纪录片的审美取向与人文价值研究[D].济南:山东师范大学,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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