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党史观的四重维度探赜
徐闩锁， 方勇
（安徽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 马鞍山 243002）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既是一部中国共产党人矢志践行初心使命的不懈奋斗史，也是一部党领导和团结亿万中国人民持续不断的理论探索史，又是一部敢于刀刃向内、勇于自我革命的自身建设史。2021 年2 月20 日，习近平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深刻指出，“了解历史才能看得远，理解历史才能走得远”[1]，“能不能正确对待自身的历史，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也是一个政党安身立命的基础”[2]。党史观问题，不仅关系到对中国共产党历史的正确认知与科学评判，还涉及如何立足和回顾中华民族的昨天，以及如何去展示中华民族的今天和明天。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深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科学追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中，围绕中国共产党波澜壮阔的百年历史作出了一系列精辟论述，并富有原创性地提出众多新范畴、新方法和新论断，不仅系统阐释了党的历史定位、分期、功能等重大课题，还在研究总结党的历史的深入思考中进一步把握党的历史前进和发展规律，形成了习近平关于中国共产党历史的总的看法和根本观点，构建了主题鲜明、内容丰富、逻辑严密的习近平党史观[3]。“大道之行，取则行远。”正值“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的关键节点，从文化溯源、历史演进、现实依据、方法指引四个维度系统探析习近平党史观形成和发展的逻辑理路，以及蕴涵的深厚哲学智慧和历史思考，无论是对今后促进这一蕴含着鲜明时代性和历史性的重大思想理论课题的结构体系研究，还是对学习贯彻其主要思想内容，以及进一步深入挖掘其理论特质和价值意蕴，从而在新的历史赶考路上引领全党全社会不断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开创光明未来，都具有深远意义。
在五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自强不息的中华民族和开拓进取的中国人民经过长期的社会历史积淀和精神形塑，既创造了源远流长、绚烂多姿的中华文化，也培育了具有崇高价值和独具特色的史学思想，为中国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对此，习近平曾深刻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4]他还多次强调历史新时期要大力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价值的科学阐发和深入挖掘，尤其是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5]。可以说，习近平党史观既立足于当代中国，又植根于历史中国，以中华文明为源头活水，不断结合新的时代要求和历史条件做出合乎逻辑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造，在合理互动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史学文化与新时代党史工作协调共进和圆融互通，特别是在吸收借鉴其核心内容、历史思维及史学致用思想的基础上，使得新时代党史工作更具时代性、民族性和科学性。
（一） 求实存真的史学传统
一个民族的历史是一个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和精神印记。青春蓬勃、顽强拼搏的中华民族在薪火相传、延绵不绝的文明进程中开创了记录历史、撰成信史的优良传统，孕育形成了全球独有的历史意识，形成了以“书法不隐”“据事直书”和“史有所稽、事有所考”为基本内核的“求实存真”精神。对此，章开沅先生认为，治史者只有“走进历史”，“身与心合”地实现“史学的参与”，才能“理解历史”“走出历史”，进而“知人论世、求实存真”[6]。中国史学家们十分重视“修史”“治史”及“评史”等史学活动，并在史学参与中以深切的民族文化情感及强烈的历史担当做到“不虚美、不隐恶”，坚持把客观真实的史实史料作为历史记述的首要因素。正如史学家刘知几在《史通》中指出的“夫所谓直笔者，不掩恶，不虚美，书之有益于褒贬，不书无损于劝诫”[7]。在此基础上，刘知几又进一步提出，“史之为务，厥途有三焉。何则彰善瘅恶，不避强御，若晋之董狐，齐之南史……此其下也”，并把“据事直书”的董狐、齐太史及南史氏列为史学的最高典范[7]。可见，“求实存真”是中国史家从事史料采集、史实考证等史学工作的行动旨归和价值立场。尽管历史受叙述主体的权力话语、意识形态及自然环境等客体因素的综合影响不能原真呈现，但史实不容改变和信史追求是史家学人亘古不变的使命职责和崇高理想，以至在历史考辨、历史撰述的研究场域中使得对历史事实的主观认识趋近于客观史实的本真原貌。对此，习近平深刻指出，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开展的思想活动、进行的理性思维、创造的文化成果，“其中最核心的内容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8]。这深刻表明，古代思想文化、情感样式及价值观念对今人仍然产生着持久深远的影响[8]，特别是史学文化所蕴藏的“求实存真”精神长期形塑社会个体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新时期，面对多元嬗变的社会思潮及价值观念交融交锋的新态势，习近平强调，广大党史工作者作为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以及“真善美”的追求者和传播者，要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把做人、做事、做学问相统一，尤其是在工作中应自觉把社会责任摆在首位，将个人学术追求同国家和民族发展紧密联系，做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研究成果，不断为党和人民述学立论、建言献策，勇于担负起历史赋予的光荣使命[9]。此外，习近平又提出“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的重要方针，并深刻指出“一个国家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与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密切相关”[8]，新时期“对历史文化特别是先人传承下来的价值理念和道德规范，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10]，做到“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11]。同时，他还强调应以更宽广的历史视野不断借鉴和融通人类文明成果的有益精华，但这并不是要脱离本民族的发展道路和历史文化传统去生搬硬套外国的制度模式和政治理念，而是秉持着批判借鉴、辨别吸收及推陈出新的科学思维和理论方法，始终依据“我国的现实条件出发来创造性前进”[8]。总之，习近平党史观在当代中国有效弥合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与中华优秀传统史学文化的疏离，明确了中国传统史学文化所内蕴的“求实存真”精神，为历史新时期“实事求是”地研究和学习中国共产党历史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也进一步为“中西马”的融会贯通及人类文明历史的系统阐释开辟了广阔的理论前景。
（二） 历史思维的辩证本性
历史思维是中国人民在长期社会生活中坚持以历史视野认识和分析实际问题，运用历史范式研究和解答现实困境，以历史视角探赜事物发展规律、把握前进方向和指导现实工作的科学思维[12]。而辩证思维又称“变易思维”，是建构历史思维的有机组成部分，它富有深厚的哲学思辨意蕴，是在中华文明沃土上生成的具有民族特色的史学研究范式的创新性思维。从中国史学的赓续传承和创新发展的历史维度和实践向度来看，其所蕴涵的辩证思维一直绵延不绝。无论是先秦时期的“诸子争鸣”，还是两汉时期的“独尊儒术”，或是隋唐时期的“儒释道合流”及明清时期的“实学”等，都蕴藏了鲜明的辩证精神特质和丰富的理论内涵，呈现出深刻的批判精神和鲜明的创新意识等价值维度。质言之，辩证思维既通过本土学说的思想争鸣相辩相成，又通过对外来文化的涵容与转化[13]，始终处于“自我反思”“自我超越”的动态演进过程，从而在不同时空场域中“与时偕行、与时俱进”，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的历史方位下实现了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也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增厚了文化基础和思想底蕴。正如古代贤者所言：“‘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也’……观之上古，验之当世，参之人事……故旷日长久而社稷安矣。”中国内生史学文化不仅留下了卷帙浩繁的历史典籍，还记述了丰富多样的人物叙事，更高度凝练了辩证思维内在的理论自觉和思想旨蕴，并在文明互鉴和政治建构的历史实践中将具有运动变化的“承弊易变、彰往察来、居安思危”等有机元素构成相互贯通的统一体进行研究审视。更需指明的是，这种辩证的历史思维深刻影响了后世对历史的研习[14]。“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8]而这种广泛深刻、宏大独特的社会变革和实践创新须臾也离不开历史的辩证思维。正因如此，习近平强调历史与现实的辩证关系，并富有原创性地指出，“度之往事，验之来事”，“历史虽然是过去发生的事情”，但“今天遇到的很多事情都可以在历史上找到影子”[8]，“历史总能给人以深刻启示”[8]。学习和研究历史，旨在掌握历史前进发展规律，以历史的视角审视古今中外，用历史的智慧启迪当下、开创未来。关于这一点，习近平又进一步总结道，“历史是过去的现实，现实是未来的历史”[15]，并反复强调历史、现实、未来是相互联通、融贯衔接的有机整体。这一科学论断，不仅突破了二元思维模式的定势，还超越历史语境，在新时代治国理政的全部活动中进一步指明历史、现在、未来之间的逻辑关系，锻造出更具时代特征的科学思维和宏大视野，构建出“大历史”的理论框架和研究场域。总的说来，习近平党史观不仅在深刻的历史经纬和时代方位下科学阐明“历时性内容”和“共时性内容”的耦合脉络，还在价值逻辑上生动彰显着中华优秀传统史学文化所蕴藏的历史思维的辩证本质。
（三） 史学致用的价值取向
史学致用思想历史悠久、意涵丰富，既是中国传统哲学的基本精神，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内圣外王”价值理想的内在缩影，并随着史学的演进变迁成为中华民族政治文化传统的重要内容。因而，中华民族向来注重历史的资治作用，尤其是对经验教训的总结与借鉴。在兴衰治乱的历史发展中不断汲取治国安邦的经验与智慧，借以实现“天下大治”的远大追求。正如曾巩在《〈南齐书〉序》中所言：“史者，所以明夫治天下之道也。”此外，中国史家十分重视历史的“彰善瘅恶”教化作用，在众多史学活动中不断增进社会群体认知层面的价值观念趋同和行为规范内化，进以崇德向善和明理修身。概括地讲，历史具有积极的向导意义，不仅蕴藏着古代治国理政的经验智慧，还包含着丰厚的思想资源和人文精神。人们可以从中总结出科学规律和有益启示来解决现实问题、把握前进方向，以进一步指导理论创新和实践创造，实现“诚意正心、格物致知”的道德践履以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宏大功绩。如同习近平所洞察的那样，“历史是前人的实践和智慧之书”[16]，不仅“述录先人的开拓”，还“启迪来者的智慧”，“修史立典，存史启智，以文化人，这是中华民族延续几千年的一个传统”[17]。现代文明视野下，“史学致用”的内容、方法及结构形态得到塑形重构，但其基本精神和价值取向并没有发生实质性变化。这深刻表明，在新时代的时空坐标下不仅要重视历史文化的研究学习，更要在赓续传承的发展中明晰历史的应然功能和实然功效，做到“史之为务”以至“申以劝诫”而“树之风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习近平党史观在合理承续经世致用思想精华的基础上，还充分结合当代中国的具体实际，科学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思想和理论方法对其进行创造性转化并赋予其新的科学内涵和现代表达形式。习近平曾深刻指出，“历史映照现实、远观未来”[5]，并多次运用“以史为鉴，开创未来”等科学论断不断阐释和发掘历史的“以史鉴今”的重要作用。关于这一点，习近平还反复强调“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5]，并深刻指出“中国的今天是从中国的昨天和前天发展而来”[9]，要治理好今天的中国必须在“两个大局”的时空坐标下深入了解和积极总结我国历史、传统文化以及其所蕴涵的治国理政的经验教训[9]，从而在历史的前进发展中科学把握中国共产党和国家事业的来龙去脉，以获得“知识上的武装”“思想上的教益”及“智慧上的启迪”，在正确认识党情、国情、世情的变化中开创光明宏大的未来。此后，习近平在深入追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探索中更是科学总结道，“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既“蕴藏着升平之世社会发展进步的成功经验”，又包含了“衰乱之世社会动荡的深刻教训”[9]。特别是中国革命历史，它是最好的“营养剂”[1]，具有铸魂育人、固本培元的重要作用，新的历史赶考路上要深入组织开展党史研究学习和宣传教育，把党的历史学习好、总结好，把党的成功经验传承好、发扬好，充分发挥党的历史“以史鉴今、资政育人”的功能效用[1]。而这也正是习近平党史观对经世致用思想的最生动阐释和最形象彰显，在新的时空语境中实现了对中国传统史学文化的传承和弘扬。
注重历史的研习及经验的总结借鉴，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进程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精神禀赋。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它真实地记录了党在不同时空场域中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的理论创新和实践探索，不仅包含中国共产党的成败与得失，还凝结中国共产党人的鲜血和汗水，是新时代“最生动、最有说服力的教科书”[1]，充满勇毅与智慧。因此，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党史的研究学习和宣传教育，“注重用党的奋斗历程和伟大成就鼓舞斗志、明确方向，用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坚定信念、凝聚力量，用党的实践创造和历史经验启迪智慧、砥砺品格”[1]。
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提出“不仅要了解中国的今天，还要了解中国的昨天和前天”，更要进一步从中国的历史实际和革命实际的考察认识以及学习研究中做出各方面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创造[18]。可见，毛泽东十分重视历史的学习，尤其是中国共产党历史的研习。此后，在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不同历史场域中，毛泽东更是以深厚的理论知识和宽广的历史视野围绕中共党史工作多次发表重要讲话并撰写相关理论著作，创造性地指出：“现在大家在研究党的历史，这个研究是必须的。如果不把党的历史搞清楚，不把党在历史上所走的路搞清楚，便不能把事情办得更好……如何研究党史呢……就是全面的历史的方法。”[19]这一科学论断，深刻阐明“研史”“学史”“用史”的价值指向和实践路向，不仅将中国共产党重视“党史工作的社会功能”[20]的优良传统作为区别于其他政党的鲜明标识，成为关系中国革命、建设成败的核心密码，还提供了科学客观的党史研究方法，如全面辩证的历史分析法、古今中外法、坚持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等，明确党的历史研究“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21]，“以整个党的发展过程作为研究对象”[21]，不是拘泥于个别细节，而是系统分析党的路线政策从而引出正确的认识和理论性结论[21]。再如，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从1956年开始，毛泽东不断论及“以苏联的经验为借鉴”[22]，并深刻指出“回顾历史、总结经验得出最重要的教训是独立自主、调查研究……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制定我们的路线、方针、政策”[23]。
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为进一步解放思想、推动“新的社会革命事业”行稳致远，在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科学依据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的变化，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及若干历史问题进行了细致考察和深入思考，并多次强调领导干部、青年学生等群体要认真研习中国革命的历史，旨在教育党和群众从历史的深刻总结中汲取经验、开辟未来。他认为，历史上成功的经验是宝贵的财富，错误的经验、失败的经验也是宝贵的经验[24]。在这基础上制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战略，能够统一思想认识，更好地引导全党全社会团结一致向前看。关于这一点，邓小平在主持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时指出，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应坚持“宜粗不宜细”的工作方法，要概括一点、粗一点，不要搞得太细[25]。此外，他还反复强调对党史上重要人物和重大事件的分析评价应防止感情用事、片面性，要注重运用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等科学的理论方法，尤其要坚持实事求是、恰如其分的基本原则和全面的历史的科学观点，既要充分肯定历史人物的功绩贡献，也要公开批评其缺点错误，但更重要的是从中国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去研究、追溯错误产生的根源，“否则就是割断历史……搞形而上学，就是违反辩证法”[25]，背离了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心理诉求。
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面对日益复杂的国内外环境尤其是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巨大挑战，江泽民同样高度重视中共党史的研究和学习，多次指出要认真“学习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国近现代历史和党的历史”[26]，从历史中深刻了解中华文明发展的沧桑忧患和革命先辈的英勇斗争，不断增强民族精神和爱国信念[20]；
同时，又要科学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尤其是“建党70多年……革命和建设的丰富经验”[27]能够为我们在新的社会环境下理清历史演变脉络、理顺党政关系，进一步做好各方面工作，特别是对加强党的领导和先进性建设等工作起到促进作用。对此，胡锦涛进一步将党史工作摆到党和国家工作的突出位置，深刻指出“党史工作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新形势下“要把党史研究与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结合起来”，这是“关系党的巩固、建设、发展以及人民事业取得胜利”[28]的“关键一环”。他还认为，“历史是最富有哲理的教科书”[29]，只有科学细致地研究、剖析历史，特别是党领导人民的革命史和创造史，才能切实把握中国革命史的发展规律和中国社会的现实特点，实现党情与国情的统一、科学性和现实性的统一，才能全面了解现在和正确创造未来[30]。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充分结合新的历史环境下中国的基本国情和变化着的社会主要矛盾，以及历史新时期“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境遇下乱云飞渡的国际形势，植根于深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以贯之地高度重视党史工作，并始终以科学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在深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追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实践过程中，习近平以“为什么学”“谁要学”“学什么”“怎样学”等方面为主要着力点，系统地回顾了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不仅全面总结党在各个历史时期创造的理论成果、积累的宝贵经验及铸就的伟大精神，还在学习、研究党的历史的深入思考中，进一步把握党的历史前进和发展规律，深刻回答了中国共产党历史分期、历史功能及主题主线等重大现实和理论问题，从而创造性地形成习近平关于党史的总的看法和根本观点，凸显出习近平党史观的实践基础和核心价值指向。正如习近平所言：“我们党的一百年，是矢志践行初心使命的一百年，是筚路蓝缕奠基立业的一百年，是创造辉煌开辟未来的一百年。”[1]历史清晰而深刻地昭示：习近平党史观不仅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注入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内涵，还立足“历史中国”推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结合当代中国新的时代条件和实践要求，进行了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丰富和发展了具有鲜明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体系，为新时代党史工作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其他事业的深入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原创性贡献。
总而言之，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人在不同时空场域中科学依据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的变化，灵活转换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出场方式，形成了自身独具特色的党史观。其思想内核一脉相承，始终贯穿和融合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和方法原则，既为不同历史时期的党史工作提供科学遵循和方法指南，又共同建构科学严密的中共党史观。习近平党史观作为“中共党史观”在当代中国的最新表现形式和理论成果，其生成的理论基础也继承和发展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人科学党史观的思想经验和理论精髓[14]，并进一步揭示了“中共党史观”发展演变的历史逻辑。
习近平党史观的生成既需要前人理论的奠基和支撑，也需要经过客观实践的探索思考和反复检验，但更是基于当今时代变化和社会发展的现实需要，在多样化的现实条件综合作用下产生的。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在科学把握历史前进和发展规律的基础上，以正在“进行时”的现实工作为着力点，充分运用唯物史观、大历史观等理论方法，在宏阔的历史纵深中科学研究和深刻总结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历程，并富有创建性地指出，历史新时期中国共产党人要立足现实持续接力，回答好“时代之问”“人民之问”“中国之问”。可以说，习近平党史观的提出正当其时，不仅是基于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理论对中国共产党历史的哲学思考，也是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境遇下现实需要的理论反思，生动彰显了在历史变局中开新局育新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智慧。
（一） 习近平党史观是正确认识百年大党新征程的客观要求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中国共产党立志于中华民族的千秋伟业，走过了一段非凡无比的路程。回顾党的奋斗历史，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在不同的历史场域中经历了万千艰难险阻和风霜雪雨的洗礼磨砺，不仅从成立初始的幼稚、懵懂、贫弱的“小小红船模样”，蜕变为现在成熟、坚定、强大的“巍巍巨轮状态”；
还充分结合时代主题和社会环境的变化把脉定向、掌舵领航，引领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伟大转变；
既向历史和人民交上了一份满意的答卷，又在全世界面前生动地展现出欣欣向荣的恢宏图景。但是，站在党的百年历史新起点，眺望中国共产党新的时代奋进路，百年大党仍然面临着严峻复杂的内外部执政环境，自身建设上依旧存在一些不匹配、不适应的地方，广大党员干部面对的诱惑和挑战较过去也更加复杂[1]。在西方价值观念的渗透等综合因素影响下，个别党员干部初心蒙尘，理想信念也逐渐动摇，不仅忘记了党在艰苦恶劣的环境中经过长期斗争奋斗所形成的优良传统，腐化堕落的不良思想也开始野蛮滋长，如享乐主义、拜金主义；
行动上更是脱离人民群众，走向了贪污受贿、违法乱纪的黑暗深渊，对党的发展和先进性建设产生了不利影响。鉴于此，习近平曾强调，在肯定过去取得显著成绩的同时，广大党员干部更要立足党的百年历史新起点，以重整行装再出发的清醒认识，科学研判党在新征程的前进道路上所遇到执政环境的复杂性，以及各种可以预料、难以预料的问题困难和风险挑战，尤其是具有长期性、尖锐性的“三大不纯”“四大考验”“四大危险”等突出的重大现实问题。因而，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落实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任务比任何时候都要繁重都要紧迫”[31]。质言之，在致力于实现百年大党永葆青春活力新的伟大工程中，广大党员干部必须要深刻认识到党的建设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既要认真学习和总结世界政党“人亡政息”以及中国历史王朝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更要积极从党史国史中深度发掘有关党的先进性建设的有益成果，并以真实的“党史故事”作为理想信念教育的生动鲜活教材，坚定不移地勇于自我革命、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习近平曾深刻总结道，“党的百年历史，也是我们党不断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不断防范被瓦解、被腐化的危险的历史”[1]，要注重“总结运用党的百年奋斗历史经验……以伟大自我革命引领伟大社会革命，坚持不懈把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推进”[32]。只有这样，中国共产党在应对复杂问题时才能够保持越是艰险越是向前的战略定力和深厚底气，才能够难不住、压不垮，不断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更好地将党的建设这项新的伟大工程夯实得更加稳固，推动党在新的历史征程中继续引领中华民族走向更光辉、更遥远的未来。概而言之，习近平党史观着眼于百年大党长期执政条件下为加强自身建设的现实需要，旨在从深厚的党史中挖掘和汲取敢于刀刃向内、解决自身存在问题的勇气智慧和历史经验，进一步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不为任何风险所吓倒，牢记初心使命，不为任何干扰所迷惑，进而不断提高自身党性修养，以“行百里者半九十”的清醒和“咬定青山不放松”的执着奋力迈向新的历史征程。
（二） 习近平党史观是开启新时代治国理政的内在要求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的历史方位，党和国家面临着诸多复杂多变的新问题和新情况，其中不确定和不稳定因素给新时代的治国理政带来众多风险挑战。对此，习近平曾深刻指出，当前我们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形势乱云飞渡、周边环境复杂敏感、改革发展任务繁重艰巨、各种问题矛盾层出不穷，在不同程度上对治国理政提出新挑战。
从外部环境来看，当前和平与发展虽然已成为时代发展的主题，但是仍有一些抱有冷战思维和零和博弈思维的组织势力不尊重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敌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所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并采取多种手段、多样方式对中国进行围追堵截和防范牵制。近年来，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日新月异，网络已经成为敌对势力对我国进行意识形态渗透和舆论斗争的主要战场。这些敌对势力运用更加巧妙和毒辣的方法肆意进行精神文化侵略和价值观念渗透，他们以互联网、大数据场域等为媒介，将所谓的“平等博爱”“自由民主”等伪善的西方价值观念、民主范式及政治思想穿上“友善外衣”，借以“迎合”“塑造”中国普通民众的心理和价值观。同时，他们又肆意攻讦和抹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一些历史片段进行选择性记忆，对当今中国取得的伟大进步以及为人类发展所作的伟大贡献选择性失明，竭力消解中国民众的国家观念和民族共同体意识，尤其是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试图通过“颜色革命”搅乱人们思想、撕裂社会价值共识，达到中国民众人心梏亡、“红色江山”改旗易帜以便其尽情予夺的险恶目的。鉴于此，习近平曾多次在不同场合强调，意识形态工作是党在新时代治国理政活动中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33]，“任何时候都不能旁落”[34]。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更是明确指出，“历史和现实都警示我们，思想舆论阵地一旦被突破，其他防线就很难守得住。在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上，我们没有任何妥协、退让的余地”[34]，必须从历史经验中提炼出克敌制胜的法宝[1]，取得全胜。因此，面对意识形态领域的严峻斗争形势，深刻剖析新时代治国理政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建构与客观历史事实的内在逻辑关系，从而科学运用习近平党史观这一重大思想理论，切实提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导权和话语权，已然成为历史新时期党和国家极为紧迫的现实课题。
从内部环境来看，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综合国力稳居世界前列，经济、文化、科技等各领域实现历史性飞跃，不仅取得了脱贫攻坚的全面胜利，还前所未有地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目标。但不可否认的是，我国在取得一系列伟大成就的同时，也面临着繁重艰巨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其中，最主要的问题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导致的收入水平差距、城乡发展差距、区域发展差距及“五位一体”发展建设之间的差距，这也导致了我国发展的质量与效益、供给水平无法满足广大群众的当前需要。同时，人民群众的需求层次、需求范围及需求品质也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呈现出多样化、高层次的特点，不再是简单地局限于物质文化需求，而是更注重追求高质量的美好生活，如公平正义、民主法治、环境友好。基于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立足于我国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基本国情，在全面总结和把握历史发展规律的基础上科学研判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主要表现为由“落后的社会生产”转变为“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由“物质文化需要”转变为“美好生活的需要”。这一重大研判充分证明，新时代必须不断提高治国理政能力和水平，以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着力点，不断提高我国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
同时又要不断深化体制机制改革，确保社会公平和正义，持续满足新时代人民群众的不同利益诉求。
习近平党史观作为党正确总结历史经验、历史规律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正是基于对国情和社会矛盾变化的深刻认识形成的，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实践过程中发展。正如习近平所洞察的那样，“一个国家选择什么样的治理体系，是由该国的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是由这个国家的人民决定的”[35]。换而言之，新时代的治国理政需要习近平党史观这一重大思想提供科学指导，深刻认识到我国的基本国情和主要矛盾的发展是阶段性与持续性相统一的历史发展变化过程，从而在党史国史中汲取丰厚的治国理政经验和智慧，不断提高治国理政能力和水平，以充分发挥中国共产党历史在国家治理体系中标识性、底蕴性和支撑性的重要作用。对此，习近平深刻总结道：“我们要抓住建党一百年这个重要节点，从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出发，总结运用党在不同历史时期成功应对风险挑战的丰富经验……不断提高治国理政能力和水平。”[1]
（三） 习近平党史观是实现中国梦的必然要求
中国梦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最伟大的梦想，它不仅生动鲜活地呈现了老一辈革命家和千百万革命先辈的深切夙愿，还凝结汇聚了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心愿[36]。但这些美好的心愿和夙愿并非是异想天开或者一蹴而就的，而是中国共产党百年来在不同的历史场域中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历经艰难险阻，在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以及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实践中形成的。可见，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实质上就是一部无数中国共产党人引领亿万中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探索奋斗史和改革发展史。它不仅承载中国梦，还与中国梦的形成发展史互为条件、相互依存[37]。近代以来，面对“亡国灭种”的现实危机，部分“能思之士”从历史传统和民族危机的痛苦反思中获得新的精神觉醒，窥见了一个原先全然无知的西方世界，并领导了洋务运动、维新变法等“自强求富”“变法图强”的爱国救亡运动。但是，由于“源流之辩”“体用之分”及“华夏中心”的普遍主义文明观构成的思想屏障，他们对于西方文明的认识仅局限于器物和制度层面，因而都没能解决中国的道路问题。直到俄国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给沉沉黑夜中的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给中国的知识分子注入了强烈的革命精神，给中国的无产阶级注入了自觉的阶级意识[38]。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寻到了正确道路，国家前程和历史命运自此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开始了伟大的民族复兴之旅。正如习近平所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道路是最根本的问题。”[39]如今，历经几代中国人的接续奋斗，中国已经行进到新的历史关口。而这一关键期的到来，唤起了习近平强烈的历史使命感、责任感，以及对“我们从哪里来？我们走向何方？”的历史追问。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下，我国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积极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提出了一系列“理念”，开拓了一系列“创新”，实现了一系列“不可能”，使我国在新的历史方位上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发生了历史性变革，中华民族迎来了由站起来、富起来向强起来的伟大飞跃。对此，习近平曾深刻指出：“经过长期奋斗，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备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40]历史和实践也都充分证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唯一正确道路。”[40]同时，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既是一部不懈奋斗史，又是一部理论创新史，每当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实现理论的飞跃，党和国家的事业就会乘势而上，跃上一个新的台阶。今天，我们比任何历史时期都更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我们更要倍加珍惜这些来之不易的理论成果，以超强的政治定力坚定理论自信。只有这样，我们在新的征程上才能高度保持思想上的自信自觉，才会有“‘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的勇气面对一切困难和挑战，从而坚定不移地开辟新天地、创造新奇迹”[36]。鉴于此，习近平曾高度凝练和集中概括党的百年历史，指出“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中国人民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41]。可以说，习近平党史观的生成正是源于中华民族的追梦历程，是立足时代之基、回答时代之问、引领时代潮流的科学理论，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伟业具有现实指向。
不了解历史就没有“根”，不正确认识历史就没有“魂”。新形势下，研究党的历史定位、分期、功能等重大课题已成为当前党史工作的中心任务[3]。但党的历史研究不仅是一项系统全面的学术性展示，也是一项极其重要的政治性任务。这一现实工作的实际需要，深刻阐明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研究、学习中国共产党历史的关键。质言之，只有思想方法走对路，对党的历史才能看得深、把得准，才能得出正确的认识和结论。关于这一点，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曾深刻指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并进一步就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作出重要指示，“应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真研究中国的历史”[21]。面向新时代，习近平不仅继承和发展了这一根本方法，还立足中国历史实践和社会现实需要不断拓宽研究时空范围和覆盖领域，富有创造性地提出大历史观等理论方法，系统回望和全面总结了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进一步为全党全社会深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研究和宣传教育提供了根本的方法遵循和思想启示。
（一） 党史研究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是人类思想发展史上最伟大的发现之一。它的出现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既在“砸碎旧世界中创造新世界”[42]，又于“解释世界中改变世界”[36]，不仅在社会历史领域克服了旧唯物主义的不彻底性，还打破了唯心史观的先验规定，深刻揭示了人类社会、人类思维发展及自然界的普遍规律，为人类透过历史发展长河正确把握历史运动的本质规律以及时代发展的前进方向提供了“伟大的认识工具”和“强大的精神力量”，从而纠正唯心主义及“半截子”唯物主义关于社会历史运动、历史主体以及社会发展动力等基础性、根本性问题的错误认识，成为人们观察世界、分析问题的有力思想武器。习近平曾高度评价：“两个世纪过去了，人类社会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但……马克思的学说依然闪烁着耀眼的真理光芒”[36]。也就是说，尽管时空流转，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作为人们正确认识历史现象、探寻历史本质的普遍真理，其基本立场、基本观点及基本方法在中国大地的耦合作用下并没有超越所揭示普遍规律发挥作用的范围，同样也适用于中国共产党历史的研究，并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方法和分析工具，指引着中国共产党人持续接力奋斗。早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曾深刻指出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在中共党史的研究问题上更是指明，研究党史要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必须要科学地、全面地研究，“对每一问题要根据详细的材料加以具体的分析”[21]。新的历史方位下，习近平不仅继承这一重要观点，还站在时代发展前沿提出一系列具有原创性的科学论断，强调“唯物史观是我们共产党人认识把握历史的根本方法”[1]，要坚持用这一方法记述历史、研究历史，“把历史结论建立在翔实准确的史料支撑和深入细致的研究分析的基础之上”[43]。为此，习近平曾多次在重要会议中指出，学习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必修课，要深入研究、反复学习[42]；
并进一步强调新形势下要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以及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深化党史研究，从而在不断变化发展的实际中深刻洞察和科学把握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2022 年1 月，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更是明确指出：“全党要坚持唯物史观……从党的奋斗中看清楚过去我们为什么能够成功、弄明白未来我们怎样才能继续成功。”[44]当下正处于“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面对深刻变化的党情、世情、国情，只有深刻领悟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所蕴含的思想精髓，才能在全党全社会深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之际为广大党史工作者和党员干部群众提供丰富有益的价值启示和方向指引，从而在对党的历史的深入研究中正确分析和科学把握中国社会运动及其发展规律，推动党和人民事业不断取得新的伟大胜利。正如习近平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的说明》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样，“总结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用具体的、客观全面的、联系发展的观点来看待历史”[45]，“确保党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成为坚强领导核心……始终掌握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历史主动，增强……走向未来的勇气和力量”[46]。
（二） 党史研究要坚持大历史观
所谓大历史观，就是放宽历史审视距离，从当下历史发展的现状回归到“历史现场”并关联未来走向，在深邃的历史视域和宏阔的时域下把握历史，将历史置于长时段的历史纵深中和更为广阔的空间背景下进行分析和评价，进而形成对历史发展规律、历史发展趋势的科学洞见和敏锐把握[47]。因此，回溯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的生动图景，可以发现，“党的百年奋斗历程波澜壮阔，时间跨度长，涉及范围广，需要研究的问题多”[45]。这一客观史实深刻表明党的历史研究需要贯通历史与现实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以时间维度和空间维度相统一的研究视角以及宏观审视和微观实证的相统一的科学思维去分析问题、总结经验。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以整体性、全局性、宏阔性的历史意识和思维方式，自觉有机地构建历史、现实和未来相统一的多维向度，并科学运用历时性与共时性相结合的检视方法，不止一次地将党领导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历史作为研究对象，放置于大历史观的宏阔视野下加以阐述并揭示意义。从参观《复兴之路》展览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再到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等系列重要论述中便能发现习近平关于党史研究的精妙思想，既科学客观地提出了“六个不能”的历史人物评价标准，以及蕴有历史思维方法的“两个不能否定”等重要论断，又系统整体地说明了中国共产党历史的发展是历史必然性和发展阶段性相统一的演进过程，深刻指明了厘清历史的客观事实与整体把握党的各个历史阶段的连续性是进行党史研究的必要前提[3]。任何实践都是主观指导客观并见之于客观的自觉活动，但是活动范围和活动成效取决于主观认识的广度和深度[48]。而党史研究也都是贯穿于“观”的实践活动，历史新时期要把党史研究学习教育和宣传引向深入，推进党史工作常态化长效化，这就深刻要求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要切实树立长时段、宽视野的大历史观，有时代意识和历史站位，在宏大历史叙事逻辑下将“回顾往昔、立足现在、开创未来”[49]。将三者融贯于一体，从整个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和当代世界发展潮流着眼，透过林林总总、繁芜复杂的历史现象，深刻分析其内在演变机理，洞悉历史运动的本质规律和时代发展的前进方向，不断拓展和深化新时代党史研究。对此，习近平曾强调，观察世界既不能乱花迷眼也不能被浮云遮眼，“而要端起历史规律的望远镜去细心观望”[35]。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习近平更是明确指出，要“树立大历史观，从历史长河、时代大潮、全球风云中分析演变机理、探究历史规律”[1]，并进一步阐述“在一百年的奋斗中，我们党始终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分析把握历史大势，正确处理中国和世界的关系”[1]。现阶段，百年大党正处于世界时空大变局的深化之期，在研判“四大图景”（即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及社会信息化）的历史发展总趋势并未发生根本性改变的同时，还应突出重点、系统梳理党的历史发展脉络和内在演进逻辑，以进一步掌握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历史主动；
并始终坚持总体性视角和整体性原则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阶段性奋斗史构成一个有机整体，将其提到中国近代史、中华文明史，乃至人类文明史和世界发展史的时空场域内去正确认识和科学评价。在宏大广阔的历史视野中既不割断历史，也不虚无历史，并提出科学的策略方法，增强党史工作的预见性、系统性和创造性[1]，从而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成立发展的民族基因、历史源流、实践基础及世界意义。
（三） 党史研究要坚持正确党史观
了解历史才能看得远，理解历史才能走得远。对于一个政党而言，历史是其安身立命的基础；
而作为世界第一大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只有正确地认识和评价自身历史，才能在新的历史方位上坚定政治方向并找准时代定位[50]，更好地奋进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对此，习近平曾深刻指出：“能不能正确对待自身的历史，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也是一个政党安身立命的基础，我们总结和吸取历史教训，目的是以史为鉴、更好前进。”[31]然而，在百年变局的新形势下，国际国内政治经济形势发生深刻变化，不仅拓宽了意识形态的影响场域，异质意识形态之间的渗透博弈更为加剧，对我国的党史工作和任务提出了新问题和新挑战。尤其是近年来在网络虚拟空间上较为活跃的历史虚无主义，它从抽象的人性论以及其政治诉求出发，运用孤立、片面、曲解等手段玩弄史料，捏造历史，借以割裂历史偶然性与历史必然性、历史现象与历史本质的内在联系。新形势下，历史虚无主义更是刻意把中共党史的历史事件、重要人物同现实问题相勾连并恶意炒作，以所谓“历史揭秘”“还原历史真相”为名，妄图混淆党的历史的支流与主流，并消解中国民众的国家意识、民族观念以及对党的领导的思想认同，给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和国家安全造成极大威胁。正如习近平所洞察的那样，“国内外敌对势力往往就是拿中国革命史、新中国历史来做文章……根本目的就是要搞乱人心，煽动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31]。鉴于此，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从历史和现实相贯通、国内和国际相关联、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宽广视角，对中国共产党历史以及新时代的党史工作发表一系列重要论述，并科学构建多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方法体系，在领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深刻揭示和批判历史虚无主义的内容形式和本质内涵，着重强调只有加强思想引导和理论辨析，才能澄清对党的历史上一些重大历史问题的片面理解和模糊认识，保持政治上的清醒和坚定。在这基础上，习近平又进一步指出“如果历史观错误，不仅达不到学习教育的目的，反倒会南辕北辙、走入误区”[1]。可见，“壹引其纲，万目皆张。”新时代新形势下只有坚持正确党史观，以正确的立场观点方法研究党史、学习党史，才能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把苦难的过去与日新月异的现在同光明宏大的未来科学相贯通，进而在历史、全面、辩证的视野下更好地把握中国共产党历史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从而深刻揭露历史虚无主义的本质属性和立论根源。对此，习近平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深刻总结道，全党全社会要牢固树立正确党史观，旗帜鲜明地反对历史虚无主义，坚持以党关于历史问题的两个决议和中央有关文件为依据，既要正确看待党在前进路上经历的失误和挫折，也要科学客观地认识和评价党史人物、相关历史事件等重大问题，进而坚决抵制和反对党史问题上存在的错误观点和错误倾向，引导全党全社会进一步统一思想、坚定信心，做到知史爱党、知史爱国，更好地实现正本清源和固本培元，以更加奋发昂扬的精神状态和更加强烈的使命担当迈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