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祖昌先进事迹媒体宣传研究——以1957—1986年省级以上报纸报道为例
林俊江，邹子平
（甘祖昌干部学院，江西 萍乡 337000）
1957年8月，新疆军区后勤部部长甘祖昌少将因身体原因，辞去领导职务，率领全家12口人回到老家江西省莲花县沿背村当农民，带领家乡人民开荒山，改水田，修水库，建电站，架桥梁，办厂房，为改变家乡落后面貌奉献了后半生，这些先进事迹受到了各级报纸的广泛宣传。那么报纸何时开始宣传报道甘祖昌的先进事迹？哪些时段宣传得多，哪些时段宣传得少？宣传的主题各有哪些？这些报道与当时经济政治形势有何关联？本文拟以1957—1986年省级以上报纸对甘祖昌事迹的报道为例，对这些问题进行探析。
甘祖昌从农民到将军，又从将军到农民，媒体对这样一位传奇人物的先进事迹非常关注。笔者发现，各级媒体关于甘祖昌先进事迹的报道不仅特别多，而且持续时间长，从他回乡以来，几乎没有停歇。本文仅选取1957—1986年间，也即他回乡后直至去世期间省级以上报纸的报道作为研究对象。借助上海图书馆的“全国报刊索引”数据库，地方史志部门的馆藏等渠道，笔者目前共搜集到1957—1986年间，省级以上报纸对甘祖昌先进事迹的报道共计120篇（见图1）。
图1 1958—1986年各年份省级以上报纸对甘祖昌事迹报道数量分布图
从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关于甘祖昌先进事迹最早的一篇新闻报道是1958年9月6日《江西日报》所载的《是将军又是普通农民——记退伍少将甘祖昌同志》一文。1960年10月18日，《江西日报》发表通讯，并配发评论性文章《老红军的本色》，引起很大反响，自此报纸有关甘祖昌的报道开始增多。《人民日报》最早报道甘祖昌是在1960年11月14日，此后《光明日报》《解放军报》《中国青年报》等全国性报纸纷纷对甘祖昌进行了报道。综观这些报道，笔者发现以下三个时期的报道数量明显多于其他时期：
一是三年经济困难时期。1959—1961年间，我国的国民经济由于受到“大跃进”左倾错误路线以及三年困难时期的影响，主要经济指标大幅下降，农业生产严重不足，故称“三年困难时期”。在这段时间，省级以上报纸有关甘祖昌先进事迹的报道文章多达25篇，其中《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文汇报》《工人日报》等在全国富有影响的报纸报道共计11篇，其他如《江西日报》《广西日报》等共计14篇，以《江西日报》《人民日报》的报道数量最多。从主题分布来看，这25篇报道中有17篇的主题是甘祖昌同志不计名利，扎根基层的事迹。如《老红军的本色——记甘祖昌少将回乡参加农业生产的三年》《甘祖昌少将回乡热情务农——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贡献力量》《甘祖昌将军在大办农业中》等；
有5篇报道的主题是关于甘祖昌同志如何以身说法，鼓励青少年扎根农村，建设国家的先进事迹，如《人民日报》1960年12月10日刊发的《和青年人谈农村的远大前途》，《中国青年报》1960年10月16日刊发的《学习甘祖昌同志的革命精神——读者来信综述》，《江西日报》1961年7月21日所刊发的《种庄稼有大学问》等。有2篇甘祖昌的署名文章，即江西日报刊发的《在湘赣苏区兵工厂的日子里》《开发南泥湾》，主要回顾了甘祖昌同志以往参加革命的事迹；
还有1篇是关于甘祖昌家风的报道，即《人民日报》1960年12月7日所刊的《甘祖昌同志生活二三事》。
二是“文革”末期（1974—1976年）。这一时间段省级以上报纸有关甘祖昌事迹的报道共达57篇，以1975年数量最多，多达44篇。其中，《江西日报》30篇，《人民日报》《新疆日报》各5篇，《光明日报》《解放军报》《文汇报》《山西日报》《安徽日报》等省级以上报纸共计17篇。从这些数据中笔者发现，不仅《江西日报》《新疆日报》明显加大了对甘祖昌的报道力度，其他省份省级报纸对甘祖昌事迹的报道也迅速增多，甘祖昌先进事迹影响的地域范围有了明显扩大。从主题来看，这一时间段报纸对甘祖昌的报道主要聚焦在甘祖昌建设家乡、严格家风、弘扬传统、吊唁领袖等方面。
三是甘祖昌逝世当年。1986年3月28日，甘祖昌病逝，随后至当年年底省级以上报纸刊发了有关甘祖昌的讣告和悼念性文章共计6篇，如《人民日报》1986年4月2日发布了甘祖昌去世的讣告，4月5日又刊发了甘祖昌同志追悼会举行的消息，并在该报道中对甘祖昌同志作了盖棺论定，称他是“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忠诚战士”。《江西日报》则在甘祖昌将军逝世后先后刊发新华社通稿、专稿《一代风范——缅怀甘祖昌将军》《井冈山下夕照明》等报道。从这些报道中可见，党和政府、社会各界对甘祖昌同志给予的评价是非常高的。是非常高的。
在以上三个时段之外的年份，省级以上报纸不时有对甘祖昌的报道，但远没有上述三个时段密集，大多数每年只有一两篇，最多也不超过4篇。更有甚者，在1966—1971年和1983—1985年这两个时间段，省级以上报纸未见一篇有关甘祖昌的报道，可以说是出现了报道的空档期。
以上对1958—1986年间省级以上报纸先后三次对甘祖昌进行集中报道的情况进行了概述，下面笔者再对这些报道推出的原因做些初步探讨。第三次的原因较为明显，即由甘祖昌逝世引起的，因此无需赘述，本文重点对前两次集中报道进行分析。
（一）第一次集中报道的原因
省级以上报纸对甘祖昌先进事迹的第一次集中报道，之所以出现在1959—1961年间，认为主要与当时我国经济出现困难，粮食大面积减产有着密切联系。
1959—1961年间，我国国民经济因遭受“大跃进”错误路线和三年困难时期的影响，出现了“三年经济困难”。这三年间，我国的粮食产量大幅降低，1959—1960年粮食产量分别下降了15%和15.6%，1961年粮食产量尽管有回升，但仍只有1958年粮食产量的73.8%[1]，这导致了当时中国出现了粮食供应紧张的局面。面对危机，党中央提出了大力发展农业，要求部分城市多余劳动力转移到农村，支援农村搞农业生产。1960年9月26日中共中央转发国家计委党组、劳动部党组拟定的《关于当前劳动力安排和职工工资问题的报告》，指出：“（一）坚决地、迅速地从各方面抽调劳动力加强农业战线，首先是粮食生产战线；
（二）农村人民公社的劳动力必须加以调整，绝大部分用到农业首先是粮食生产上去。”[2]598又指出“三年至五年内，一切企业（包括国有农场、牧场）、事业、机关都停止从农村招工。今冬明春，基本建设职工应该减少一百五十万至二百万人”[2]598，减少的人送到农业生产一线上去。同年9月30日，中共中央又批转国家计委党组的《关于一九六一年国民经济计划控制数字的报告》，指出要：“更好地贯彻执行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全党全民大办农业，大办粮食，各行各业特别是工业、商业和交通运输业尽可能支援农业，争取农业丰收”[2]610。
为了推动党中央政策的落实，当时的主流报纸刊载了大量鼓励城市人口到农村扎根，发展农业生产的文章。如《人民日报》在1960年11月至12月间连续刊载了16篇主标题为“送农业生产第一线同志”的系列报道。甘祖昌身为开国将军却回乡当农民，这样的典型对推动各方加强农业生产一线工作有良好示范效应，因而受到当时媒体所关注和重点报道。笔者发现，1960年10月18日江西日报记者吴家鸿所作的《老红军的本色——记甘祖昌少将回乡参加农业生产的三年》，是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省级以上报纸第一篇报道甘祖昌事迹的文章。该文详细介绍了甘祖昌将军如何放弃优厚待遇回到老家农村，带领老百姓治理冬水田、兴修水利、改良土壤、提高粮食产量，解决老百姓吃饭问题的先进事迹。无论从报道的标题还是报道的内容看，都明显地与当时中央鼓励城市剩余劳动力走向农村的政策高度契合。这篇报道推出不久，《解放军报》《中国青年报》等报纸都对这篇报道进行了转载。同年11月，《人民日报》也开始关注甘祖昌。1960年11月14日《人民日报》刊发了《南征北战三十载杀敌为国解甲归田三年多造福子孙》及评论性文章《永远和人民在一起》，旗帜鲜明地向全国人民报道甘祖昌扎根农村参加农业生产劳动的先进事迹。这是迄今为止，笔者在《人民日报》上发现的最早的两篇关于甘祖昌事迹的报道，甘祖昌也开始由一位江西省关注的先进人物，成为受到全国关注的先进典型。12月7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踏遍青山人未老》一文，在肯定甘祖昌将军高度的革命热情的同时，号召大家对新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充满信心。
根据当时报纸的记载，这些报道刊出后，报社编辑部每天都要收到来自全国各地读者投来的投信，来信者中绝大多数是青年人。他们在信中都表示要“坚决响应党提出的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号召，决心到农业生产第一线上去，到最艰苦的地方，以甘祖昌同志为榜样，为建设美好幸福的社会主义新农村，贡献自己的一切力量”[3]。可见甘祖昌事迹被当时报纸广泛报道，对动员城市青壮年劳动力到农村从事农业生产，解决当时农业生产劳动力短缺问题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
（二）第二次集中报道的原因
省级以上报纸对甘祖昌先进事迹的第二次集中报道出现在1974—1976年间，笔者分析主要有以下原因。
1. 抓“革命，促生产”的需要
1975年1月，第四届全国人大会议召开，周恩来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在21世纪，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4]这是我国政府自1964年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召开以来，再一次提出“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此时，经周恩来提议、毛泽东批准，邓小平实际已主持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日常工作。为推进“四个现代化”，邓小平同志在毛泽东、周恩来的支持下，着手对“文化大革命”爆发以来的各种乱象进行全面整顿。他反复强调，“现在有一个大局，全党要多讲”，这就是“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技的社会主义强国”。他还引用毛主席的话“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备战”的话，来批评“只敢抓‘革命’，不敢抓生产”[5]的错误观点，大力推动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当年2月，中共中央批转《1975年国民经济计划》，要求全党“坚持要抓革命、促工作、促生产、促备战的方针，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抓‘革命’，促生产”，一时成为宣传报道的主基调。在这样的背景下，甘祖昌同志作为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农业战线的杰出代表，再次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甘祖昌自1957年回乡至1975年的18年里，带领当地村民建起了4座电站，3座水库，25公里水渠，3条公路，12座桥梁，以及水泥厂、碾米厂、农科所等设施，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农村发展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中的一个缩影。对此成就进行报道，无疑能够生动展示党领导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巨大成就，引导全社会把主要精力转移到经济建设中来。1975年4月17日《光明日报》《江西日报》《北京日报》等众多报纸联合刊发了《江西日报》记者和新华社记者联合撰写的长篇通讯《万里征途不歇脚——记老红军战士、共产党员甘祖昌》，用了将近6000字的篇幅详细介绍了甘祖昌回乡后所取得的一系列成就，以及他带领老百姓搞建设所体现出来的大公无私、艰苦奋斗、重用人才、心系百姓的精神品质。次日，《人民日报》等众多报纸也对这篇通讯进行了转载。一些省份甚至将这篇文章节选入中小学语文教材。这一次对甘祖昌的宣传更为深入，不仅是将甘祖昌作为一位回乡务农、扎根农村的典型，而且是作为发展经济、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典型进行报道的。
2. 重大政治历史事件“发声”的需要
1974—1976年间，我国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出于引导社会舆论的需要，当时各地报纸，纷纷组织开展了对一些知名人士的访谈，请他们发表对当时一些重大历史事件的看法。甘祖昌就是经常被报纸采访的名人之一。综观这一时期的许多报道，可以发现当时报纸采访甘祖昌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对兴办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态度。甘祖昌1965年主动请缨担任莲花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名誉校长，自然是关于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最好的发声人。1975年7月30日，党中央发出关于大办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七三〇指示”后，《江西日报》立即对甘祖昌进行了采访，随后将甘祖昌对“七三〇指示”的看法整理成文，以《高举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的战旗胜利前进》为题刊发于当年8月20日的《江西日报》。二是对毛泽东同志逝世的吊唁性发声。甘祖昌是井冈山斗争时期的老红军，对毛主席的感情非常深厚。毛主席去世后，《江西日报》也及时对甘祖昌进行了采访，并刊发了甘祖昌的署名文章《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学好毛主席著作,万里征途不歇脚》等。三是对打倒“四人帮”的态度。《江西日报》刊登了甘祖昌的署名文章《“四人帮”是一伙不肯改悔的复辟狂》。
值得说明的是，1974—1976年正处于“文革”末期，“批林批孔”运动转向“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斗私批修”方面。针对这种情况，邓小平同志旗帜鲜明地提出，要关心职工生活，限制资产阶级法权，决不能脱离现阶段的物质和精神条件。特别是针对当时全国派性严重、社会动荡的状况，邓小平同志反复强调广大党员、干部要增强党性，恢复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6]。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这一时段的媒体报道，无论报道的是政治、经济还是文化、科技，都要与“继续革命”“斗私批修”等相联系。如1975年《人民日报》在报道我国刘家峡水电站建成[7]，我国第一条电气化铁路宝成铁路建成时[8]，无一例外都将这些成就取得的原因归结为“斗私批修”活动的展开。有关甘祖昌的报道也不例外。如《老红军带头冲锋》《让思想冲破牢笼》等，就有少量字句或段落出现了“斗私批修”这些特殊年代的政治印记，但主体内容是报道他如何保持老红军本色，传承红色家风，严格管教家属子女，勤俭节约，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事例。这些报道不仅符合当时全面整顿的内在要求，而且对教育引导干部群众，弘扬党的优良传统也有积极意义。
从图1中可以发现，1966—1971年和1983—1985年，是省级以上报纸对甘祖昌报道的空档期，那么两个时段甘祖昌在干什么？为什么这两个时段甘祖昌不为省级以上报纸所关注和报道？
（一）1966—1971年间
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爆发，打乱了原来的政治与社会秩序，对国民经济也造成了重大冲击。“文革”刚开始，甘祖昌还一度被红卫兵当作偶像人物，一些串联的红卫兵和青年学生赴井冈山和韶山时，会顺道去莲花访问他，人人以能见到他为荣。随着“文革”的不断推进，他慢慢发现这场政治运动的“左”倾色彩与错误，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里开始进行纠偏与抵制。近年来出版的一些书籍中有过这方面的记载。如新疆军区后勤部编著的《一代风范——将军农民甘祖昌和夫人龚全珍》一书中，收录了一篇时任莲花县计委主任谢稳玉的文章，这篇文章回忆了“文革”时期甘祖昌抵制一位“支左”的省委书记的事例。这位省委书记来江西任职后，不顾农业和生产实际，盲目推行禾苗密植。甘祖昌深知这种做法推行开来，不仅不会增产，反而会造成大面积减产，给农民群众会带来灾难性后果，因而未予支持。这位书记因此恼羞成怒，在多个场合攻击甘祖昌“越老越修，越修越右”，是个蜕化变质的修正主义分子，是“唯生产力论”的典型代表[9]，决心要拔掉甘祖昌这面红旗。在龚全珍所著的《我和老伴甘祖昌》一书中，也对此事有明确记载。可以说，此时的甘祖昌身处漩涡和危局中，他一下子消失在当时的省级以上报纸中是不难理解的。
（二）1983—1985年间
“文化大革命”刚结束不久的1977—1982年间，省级以上报纸每年还会刊发一两篇对甘祖昌的报道。如1979年2月28日《江西日报》刊发的《在新长征的道路上立新功——退休老红军甘祖昌办电记》报道了甘祖昌在农村搞“四化建设”取得的成就；
1980年8月5日《光明日报》刊发的《甘祖昌重视农业科研》，则报道了甘祖昌如何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当好“四化”建设“勤务兵”的事迹，1982年8月2日《人民日报》刊发的《优良传统仍在他身上闪光——红军老战士甘祖昌二三事》，重点报道了甘祖昌不忘初心、勤俭节约的一些家事。但到了1983—1985年间，省级以上报纸却没有一篇关于甘祖昌的报道，直至1986年3月去世前。对于这一现象背后的原因，笔者认为主要与20世纪80年代甘祖昌已经年老体弱，经常发病住院，无力参与经济建设与社会事务有关。根据相关资料记载，甘祖昌在长期的革命工作生涯中，先后三次负伤，特别是在新疆时一次遭敌特分子暗算，对他的身体造成了重大伤害。在他离开新疆时，医生就叮嘱甘祖昌的夫人龚全珍，要她好好照顾甘将军，争取活过60岁[10]74。虽然经过自身长期的劳动锻炼，他的脑震荡后遗症在21世纪70年代中期基本痊愈了。但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甘祖昌身体状况急剧恶化，除在延安时期落下的肺病复发，出现严重哮喘病症状外，又增添了尿道疾病。这使得甘祖昌不得不辞去各种公职与病魔做斗争，他的夫人龚全珍曾回忆道“20世纪80年代以后，你感到自己身体不行了，主动辞去省政协副主席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的职务”[10]173。这就导致20世纪80年代以来，特别是他去世前的三年里，甘祖昌基本无暇像以往那样带领群众参与经济、社会建设，媒体也就相对减少了甘祖昌的关注。这就是1983至1985年期间报纸上难以看到有关甘祖昌先进事迹报道的原因所在。
基于上述关于省级以上报纸对甘祖昌先进事迹宣传报道情况的综合分析，笔者归纳得出以下一些结论：
第一，甘祖昌是一位生前就为各级报纸广泛关注和重点报道的先进典型。从甘祖昌回乡务农以来，各级报纸对他进行了大量报道。与同时代的其他楷模主要是身后被宣传报道不同，媒体对甘祖昌的报道在他生前就已进行，而且至少出现过两次集中报道。可以说，甘祖昌是一位较为少见的“赢得生前身后名”的楷模人物。
第二，甘祖昌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涌现出来的先进楷模。甘祖昌是一位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就建立了重要功勋的革命前辈。回乡后，他不忘初心使命，继续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勇当标兵。甘祖昌生前省级以上报纸对其报道，侧重点虽有不同，但总体上都是把他作为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一位感人至深，成绩显著的建设者、奋斗者、奉献者，一位优良革命传统的践行者、传承者、奉献者进行报道的。
第三，甘祖昌是一位经得起历史和时代检验的先进典型。甘祖昌是中国共产党教育培养出来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时期，无论是身居高位还是身处基层，他都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永葆本色。这一点，从各级报纸对他的长期报道中就显而易见。即使是“文革”期间报纸对其报道，也都看不到更多充满“左”倾错误路线的印痕加于其身。与此同时，可以看到，甘祖昌生前，省级以上报纸对其报道有过沉寂期，但分析这些沉寂期出现的原因，更让我们看到了甘祖昌对党忠诚、实事求是、不计荣辱、一心为民、敢说真话、敢于斗争等难能可贵的品质。
总之，甘祖昌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国革命前辈中涌现出来的一位楷模人物，受到省级以上报纸的长期宣传报道。尽管省级以上报纸对其宣传时间跨度长，特别是其间还历经了“文革”时期，但无论任何时期的报道，所展示出来的甘祖昌的形象是没有任何“硬伤”、没有任何争议的。通过省级以上报纸的这些报道可以发现，在甘祖昌身上，集中体现了党的革命前辈们坚强的党性、优良的作风、崇高的品质，他的先进事迹和崇高精神，已经影响了两三代人，时至今日仍然具有历久弥新的时代价值，永远值得我们学习与弘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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