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富裕：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要内核
王友建
内容提要 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也是人类文明新形态形成与发展的重要内核，是我们认识人类文明形态新旧之别的关键因素。作为人类文明新形态重要内核的共同富裕，理论上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文明观、马克思主义共同富裕思想的有机融合，价值上体现了人民至上的价值追求，结构上展现了中华文明、社会主义文明和现代文明的融合发展。不仅如此，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实践中逐步探索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共同富裕建设道路。立足新时代新征程，要想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必须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坚持党的领导、贯彻新发展理念、秉持命运与共的价值立场和彰显文明进步的典范意义，这对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变革实践具有重要影响。
文明形态是文明类型划分的体现，每一种文明形态都有其独特而显著的重要内核。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指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高质量发展，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1]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23—24页。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中国共产党对人类文明发展演进做出的重大贡献，是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历史进程中的文明结晶。那么，探讨人类文明新形态独特而显著的重要内核就需要立足于中国式现代化，特别是结合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性成就和历史性变革来认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中国特色。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把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不断创造美好生活、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时代。”[1]《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23页。毋庸置疑，共同富裕虽然是全人类一直以来都追求的美好愿景，构成了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内容，但是共同富裕的实践及其实现必须建立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基础之上。也就是说，共同富裕的思想及其实践并不仅仅是一个经济表述和行为，也是一个展现鲜明文化特质的文明活动，具有十分重大的文明意义。共同富裕作为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要实践，在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居于何等地位、发挥何种作用以及如何长期影响和塑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等问题值得我们高度重视。因此，我们将从理论、实践方面来探讨共同富裕何以成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要内核，为新时代新征程推动共同富裕进而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必要的认识前提。
文明是人类社会的特有现象，它的演进更替是人类进步的重要标志。作为集中体现人类改造世界的物质成果和精神成果的总和，文明一般意义上可以划分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从纵向演进的角度来看，根据不同社会形态的发展，文明也在特定历史时期表现出特定的文明形态。马克思主义依据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制度的建立，将人类社会的文明形态大致划分为奴隶制文明、封建文明、资本主义文明和社会主义文明。从横向并存的角度来看，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民族都孕育和形成了不同文明，多样性既是文明发展的基本特征，也构成了人类历史演进的丰富图景。当前对世界产生广泛影响的有中华文明、西方文明和伊斯兰文明，其中伊斯兰文明还未完成世俗化的转变，仍旧处于秩序形成和塑造的进程之中。因此，从一定意义上来说，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出现和塑造是在中华文明和西方文明之中展开，或者说是在植根于不同社会制度基础上的社会主义文明和资本主义文明之中来展开。纵观人类历史，无论哪一种文明都致力于实现社会富裕，但是并不是每一种文明所希冀实现的富裕都是“共同富裕”。也就是说，共同富裕既是不同文明之间比较的重点，也是我们认识人类文明形态新旧之别的关键。对于这一点，我们需要进一步思考共同富裕何以成为人类文明形态新旧之别的关键，从哪些方面体现了新旧之别等问题。
共同富裕本身蕴含的深刻文明意蕴，让其作为人类文明形态新旧之别的关键成为可能。一方面，追求富裕生活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目标，是不同文明发展进程中共同的美好理想和期盼。从一定程度上来看，人类文明进程也可以归结为追求物质财富、创造物质财富的历史过程。西方文明早在古希腊时期就对财富问题有了系统研究，如柏拉图在《理想国》中论及了财富的社会功能。随后对于财富、富裕的认识和追求形成了重商主义、重农主义等不同观点。同样，中华文明也蕴含着极为深厚的富国裕民的思想，如“温饱”“小康”“大同”等论述揭示了不同阶段、不同水平的富裕内容。由此可见，中西方文明中都有着追求富裕的文化基因，而且文明的发展与社会富裕水平息息相关。另一方面，社会富裕并不等同于共同富裕。因为共同富裕并不是简单追求富裕生活，它的实践必须在社会主义文明发展进程中才能够实现，因此其具有了独特的文明属性。马克思指出：“由于文明时代的基础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剥削，所以它的全部发展都是在经常的矛盾中进行的。生产的每一进步，同时也就是被压迫阶级即大多数人的生活状况的一个退步。”[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6—197页。只有社会主义文明才会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把共同富裕作为本质要求，在实践中为全民共同富裕创造必要的历史条件。总言之，共同富裕是人类历史进入文明社会以来对于美好生活追求的重要内容，但是旗帜鲜明提出共同富裕并能够实现共同富裕却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才能成为现实。正因如此，共同富裕能够成为我们认识文明形态新旧之别的关键。这一关键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从新旧文明形态的精神根基来看，实现共同富裕依托于中华文明的包容性和社会主义文明的人民性，而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主要特征是排他性、逐利性，根本不可能主张共同富裕，也就无法进行共同富裕的有效实践。西方文明源于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在中世纪经历了神权洗礼，最终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影响下完成了世俗化转变，它的精神根基在于古希腊传统、基督教信仰和新教伦理精神的深度融合。在现代意义上，西方文明就是资本主义文明，这种以私人占有和雇佣劳动为基础的生产方式只能导致贫富差距和两极分化，决定了共同富裕不可能通过西方文明的形式来实现。中华文明在其悠久的历史中逐步成为具有高度包容性的文明形态，既有融合儒、释、道的文化共同体，也有立足本国面向世界的天下观、家国观。尤其是随着马克思主义来到中国，中华文明在内忧外患中开启了现代化的塑造，使得社会主义文明和中华文明产生了更高程度的文明共振，让天下为公的文化传统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价值追求融为一体，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文明根基、制度基础和实践条件。二是从新旧文明形态的国家形式来看，实现共同富裕必然建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和人民当家作主的经济和政治基础之上，任何剥削性质的国家都不可能做到共同富裕。我们知道，资本主义国家与封建国家是建立在生产资料私有制和少数人对多数人的剥削基础之上的国家形式。其中，资本主义国家经过几百年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发展，将人民生活提高到相当高的水平，但是生产资料性质、社会制度等因素，决定了其无法实现共同富裕，并且在贫富差距问题面前越来越无力。而社会主义国家较之于资本主义国家，为全体人民服务、谋求全体人民利益更具有真实性、充分性和彻底性。三是从新旧文明形态的演进趋势来看，能否实现共同富裕影响文明形态的持续发展和最终走向。因为共同富裕既要建立在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基础上，对文明进步的物质基础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也同样要求实现精神文明的提升和进步，在关切个人尊严、拓展社会交往关系的同时增进公平正义。能否实现共同富裕越来越成为决定一个国家现代化成败的重要因素，这是一场推动社会变革和文明进步的重大历史实践，做到共同富裕就是对人类现代化道路的新探索，也是对人类文明形态变革的新探索。
总的来看，理解人类文明形态新旧之别可以从很多方面入手，其中共同富裕因其价值指向和实践活动成为极为重要的一个方面，特别是随着现代化在世界范围内的深入推进，共同富裕日益成为现代化发展的核心命题，对于审视新旧文明形态有着越来越重要的意义。中华文明之所以塑造出从根本上区别于西方文明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始终进行共同富裕的伟大实践是其重要支撑，共同富裕在成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重要特征的同时也成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内核。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扎实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顺应文明发展大势，在实现自身发展目标的同时也对维护和拓展人类文明发展的新道路、新方式做出了重要贡献，这也需要我们从学理和实践变革等方面对作为人类文明新形态重要内核的共同富裕进一步加强分析。
不同于西方文明及其现代化发展模式，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和人类文明新形态始终把人的全面发展放在突出位置，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立场，在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同时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这也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准确来说，共同富裕作为人类文明形态新旧之别的关键，不仅是展现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显著标识，也充分揭示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既超越资本主义文明，也超越传统社会主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明创造，体现了“中华文明、社会主义文明和现代文明有机融合”的文明发展逻辑[1]唐爱军：《唯物史观视域中的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哲学研究》2021年第9期。。之所以强调共同富裕作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要内核，主要是因为共同富裕及其实践从理论、价值、结构等方面彰显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核心要义，从多个层面揭示了共同富裕的推进对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产生与发展意义重大。
第一，理论上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文明观、马克思主义共同富裕思想的有机融合。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文明观指出，对于文明的理解必须将其同人类社会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联系在一起，这是标志着人类社会进步状态的重要范畴。在此基础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文明与生产力发展、文明与社会制度以及文明交流等问题展开了详细探讨，并且特别强调要注重文明的异质性，用由特殊到一般的方法论来探寻实现全人类文明进步的道路。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共同富裕思想旗帜鲜明提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将如此迅速……生产将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00页，第31—32页。，揭示了共同富裕的阶段性和必然性，其所描绘的自由人的联合体的新社会就是人人平等、共同富裕的新社会。中国共产党人继承、发扬并融合了马克思主义文明观和共同富裕思想，科学回答了“谁的共同富裕”“怎样共同富裕”等重大理论问题，在实践中一手抓“富裕”、一手抓“共同”，深刻认识到“‘富裕’反映的是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体现着物质丰富、精神富足和生活宽裕的程度；
‘共同’体现的是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3]李毅：《理解共同富裕的丰富内涵和目标任务》，《人民日报》2021年11月11日。，在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中塑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先后提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重要特征”“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促进共同富裕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高度统一的”等一系列重要论断，为我们认识共同富裕自身和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了重要遵循，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飞跃的重要维度，也为我们从理论角度来理解共同富裕作为人类文明新形态重要内核指明了方向。
第二，价值上体现了人民至上的立场追求。人民至上的立场追求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也是我们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要原因。在资本主义国家，“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4]《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00页，第31—32页。，以资本主义文明为主要代表的西方文明是以资本为中心而不是以人民为中心，这也内在决定了少数人的富裕与多数人的贫困使资本主义文明“虚假的富裕”成为实践必然。现代社会各种风险因素的叠加，使得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增强。如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肆虐使得相关国家贫困问题更加严重，社会不平等进一步加剧，产生了更为严重的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文明每前进一步，不平等也同时前进一步”[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47页。。相较于资本主义文明资本至上的原则，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人民至上、以人民为中心的文明形态，这一点也集中体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实现共同富裕的伟大实践中。党的百年征程，归根到底一句话就是为了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需求，让人民群众共同过上幸福生活和实现共同富裕。也正是因为始终坚持通过追求共同富裕来实现、保障和增进人民群众利益，才能够在以人民为中心的基础上不断开拓多维度文明协调发展的新空间，有效避免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因资本逐利所引发的政治失衡、精神文明衰退、社会阶层固化与撕裂等一系列现代危机。换言之，实现共同富裕在推进物质生活富裕和精神生活富裕的过程中，着眼于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进步，贯穿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民生和生态等领域建设，在满足人民需要中提升了相关领域的发展能力和水平，在长时期的积累、演进和发展中使其呈现出高度统一、协调推进的良好状态和实践格局，最后上升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开辟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形成。任何文明的发展都需要依靠人民的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更是在依靠人民力量中全面推进。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根本上就在于增强人民群众的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使其成为推动人类文明新形态发展的不竭动力。
第三，结构上展现了中华文明、社会主义文明和现代文明的融合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之所以“新”是因为它既不同于西方的资本主义文明形态，也不同于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文明形态，而是“在中国本土的实践基础之上、理论基础之上、政治基础之上的一种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政治创新”[1]曹鹏飞：《关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答问》，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2022年版，第19—20页。，是有机融合中华文明、社会主义文明和现代文明的崭新形态，也可以说三者构成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基本结构。与此同时，共同富裕的理念和实践同样贯穿于三大基本结构之中。首先，共同富裕作为中华民族千百年来最为朴实的理想之一，以中华文明为根基，在守正创新中展现了中华文明新的生机与活力。梁漱溟指出，“惟中国能以其自创之文化绵永其独立之民族生命”[2]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7页。，他认为中华文明的根本优势在于延续性和独立性。诚然如此，诸如和合共生、天下大同等内在的文明基因贯穿于中国历史发展，在为人类文明多样性增添色彩的同时，也在不断激发着中华文明自身的生机与活力。历史地看，从《易经》的“裒多益寡，称物平施”到《礼记》中的“黄帝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财”，从老子的“损有余而补不足”、孔子的“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到孟子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都体现了中国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期盼。人们常以“小康”和“大同”来描绘中国文化语境中的共同富裕状态，这也是自古以来中国人民的夙愿之一。其次，共同富裕作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鲜明标识，体现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引，实现社会主义文明中国式建构的时代意蕴。实现共同富裕是无产阶级的重大历史使命，也是马克思主义政党重要的执政目标，即“要建立社会主义制度，这种制度将给所有的人提供健康而有益的工作，给所有的人提供充裕的物质生活和闲暇时间，给所有的人提供真正的充分的自由”[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652页。。对此，中国共产党人历经百年探索，“始终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坚守着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4]裴广一、葛晨：《中国共产党对实现共同富裕的百年探索与实践启示》，《学术研究》2021年第12期。，不仅取得了共同富裕的阶段性发展成就，也不断深化了关于共同富裕发展的科学认识。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把“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写入2035年我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远景目标之中，这是对中国共产党百年来开辟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中心目标的科学表达，在社会主义现代化文明的视域中进一步揭示了共同富裕的中国意蕴。再次，共同富裕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高度统一，这是现代文明追求的核心目标。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来看，共同富裕是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前提条件，没有共同富裕，就没有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共同富裕力图达到的状态不仅是物质层面的生活富裕，也包括政治、文化、社会生活以及生态建设上的高度发达。人的需要的多样性、层次性和发展性决定了共同富裕在不同历史阶段有特定表达，但终究要实现社会发展多方面内容的整体进步。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5]《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9页。，这体现了文明个体性和整体性协同发展的统一。我们现在致力于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就是以切实的发展成效向世界特别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展示社会主义制度的强大优越性，把自身的发展同人类发展有机统一起来，为人类文明和世界发展提供更多可能性。
“共同富裕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一直为之奋斗的目标”[1]逄锦聚：《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协同推进共同富裕》，《政治经济学评论》2022年第1期。，是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历史飞跃进程中的重要内容。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百年历程中，中国共产党对实现共同富裕的理论和实践探索从未停止，走出了一条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从实践角度认识共同富裕作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要内核，需要兼顾历史与现实的双向思维，要在清晰认识百年探索的基础上总结经验、汲取智慧和凝聚共识，站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上，充分认识到实现共同富裕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要“把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脚踏实地、久久为功，向着这个目标更加积极有为地进行努力”[2]习近平：《在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21—22页。。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人对共同富裕的百年探索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必要条件，共同富裕的伟大实践贯穿于人类文明新形态形成、塑造和发展的全过程，所以也必须在新时代新征程中通过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来不断开辟人类文明新形态发展的新境界。
历史地看，中国共产党在百年实践中成功探索出适合本国国情的共同富裕发展道路，逐步开启了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新征程。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领导团结人民群众推翻“三座大山”，为实现共同富裕奠定了根本的社会条件；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团结带领人民群众完成民主革命遗留任务，在中国大地上建立并发展了社会主义制度，为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根本政治保证和制度根基；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团结带领人民群众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实现共同富裕奠定了深厚的物质基础；
十八大以来，党团结带领人民群众创造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成就，着力解决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为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了决定性的步伐。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开辟以来，中国共产党人战略性地从社会主义本质的角度认识共同富裕并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系列实践举措，基本确立了“先富带后富、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建设思路，以贴合实际、面向群众的政策举措落实“先富带后富”的设计方案。进入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共同富裕问题，指出“必须把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为为人民谋幸福的着力点，不断夯实党长期执政基础”[3]习近平：《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求是》2021年第20期。，并对共同富裕制定了更为清晰、更为科学、更为扎实的路线图和时间表，提出了实现共同富裕的新“两步走”战略，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并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实质性进展。
现实地看，百年来共同富裕的探索取得了显著成就，人民生活全方位改善，人民富裕、国家强盛达到了新的历史高度。从人类文明新形态发展的角度看，实现共同富裕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发展提供了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和更为鲜明的国家标识。我们需要明白，共同富裕并不纯粹是经济学概念，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的特有概念，是兼具经济繁荣、政治民主、文化发展、社会和谐和生态美丽等内容的统合性概念，这充分反映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具有的多样性特征，是物质富裕与精神富裕、生产富裕与生活富裕、人文富裕和自然富裕的相统一。根据2035年远景规划，我们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中国内生产总值、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全员劳动生产率、居民人均收入增长等关键指标相较于2020年都要翻一番[1]胡鞍钢、周绍杰：《2035中国：共建共同富裕社会》，东方出版社2022年版，第71—72页。，经济实力迈上新的台阶，这无疑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持续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文明复兴的伟大进程中，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得到了长足进步，人民对于美好文化生活的需要正在得到满足，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中价值认同、文化认同、精神认同都将显著增强，激活全体人民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意识和集体行动力量。此外，在一个超大规模的国家实现共同富裕，这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壮举，必然会在世界上引起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推动新时代中国走向世界舞台的中央，向全世界展现中华民族、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自身文明的高度自信。当然我们也要看到，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变革实践处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面临着诸多风险挑战和一些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因素的深刻影响。因此，我们要加强战略谋划和顶层设计，最根本的在于做好自己的事情、走好自己的道路。“只有走自己的路，中国发展的主动权才能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推动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才能为中国谋划光明的前途。”[2]项久雨：《“走自己的路”的理论深蕴》，《江苏社会科学》2021年第6期。在这一根本原则要求下，我们还需要准确把握两点内容：一是要充分发挥文明的创造力和融合力，在实现共同富裕的过程中以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深刻展现人类文明新形态；
二是要不断认识文明的差异性和比较性，在制定推动共同富裕的实践方案中充分彰显社会主义中国的独特性和超越性。因此，我们需要从以下方面积极谋划新时代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行动方案。
一是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努力让人民过上美好生活，朝着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方向稳步前进，是中国共产党的使命所在。当前我们正处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发展阶段，要把共同富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必须进一步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这“事关党和国家的命脉和航向，事关人民的利益与福祉，事关社会主义的前途与命运”[3]张振：《新时代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四大原则”》，《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直接决定了共同富裕的实现，也直接影响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未来走向和演进趋势。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首先，为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定向”，即坚持社会主义发展方向不动摇。党的领导直接决定和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性质和方向，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政治保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共同富裕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是关系党的执政基础的重大政治问题。我们决不能允许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穷者愈穷富者愈富，决不能在富的人和穷的人之间出现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4]习近平：《论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第480页。解决共同富裕进程中的贫富差距问题必须依赖于党的领导，确保共同富裕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努力做到“全民富裕”“全面富裕”“整体富裕”。其次，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为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立制”。共同富裕涉及方方面面，特别是一些关乎根本性的制度问题、价值问题和原则问题需要党的全面领导。比如，要以党的全面领导处理好两种所有制的关系，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建设。经过多年的发展，我们形成了一套成熟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即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这是我们继续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制度基础。在我国经济结构深度调整和转型的关键时候，党对经济工作的全面领导必须把正确处理好两种所有制关系摆在重要位置，要继续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最后，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为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施策”。共同富裕的实践需要通过相应的政策措施加以推进，要以党的领导不断提高精准施策、科学施策的能力和水平，并且在实际操作中落实落细。在此过程中，要以党的全面领导协调好实践进程中的重大关系。例如要在党的领导下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发挥好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
要在党的领导下正确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问题，把公平和效率更好地统一起来；
等等。总言之，实现共同富裕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才能将社会主义的政治优势、制度优势、理论优势充分发挥，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实践发展夯实政治基础和提供政治保障。
二是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必须积极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进入新发展阶段，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必须更加注重共同富裕问题。”[1]习近平：《全党必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求是》2022年第16期。我国目前已经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实现了从“有没有”“快不快”到“好不好”的深刻转变，面对共同富裕建设的新要求，推进高质量发展需要在贯彻新发展理念的基础上，加快进行共同富裕建设新布局。其一，贯彻落实创新发展理念解决共同富裕实践的动力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抓住了创新，就抓住了牵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牛鼻子”。为此，要着力推进理念创新以解决共同富裕实践中的认识问题，以科技创新突破“卡脖子”技术限制，实现科技自立自强，并在科技创新驱动下大力提升社会生产效率，以制度创新化解利益藩篱和各种阻碍因素，合力发挥好创新对于促进高质量经济增长、高质量就业、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的重要作用。其二，贯彻落实协调发展理念解决共同富裕实践中的不平衡问题。既要做到宏观层面的统筹安排，坚持东西部协作、城乡均衡，以五大文明的推进来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也要做到中观层面的综合考量，进一步优化和完善分配体系，提升初次、再次、三次分配协调程度，防止两极分化，公平合理地分好“蛋糕”，还要聚焦微观层面，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切实彰显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其三，贯彻落实绿色发展理念解决共同富裕实践的生态基础问题。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文明建设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要内容，也是人类文明新形态对人与自然关系这一永恒问题的科学解答。共同富裕要坚持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加快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绿色低碳型社会，为人类文明新形态发展提供永续动力。其四，贯彻落实开放发展理念解决共同富裕实践的国际环境问题。一方面，共同富裕实践需要依托于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通过努力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来增强中国经济发展的活力；
另一方面，由于我国经济已深度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之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经济格局已经形成，中国的共同富裕实践也是助力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总言之，扎实推进共同富裕需要“开放”的力量，也需要在开放中展现以共同富裕为内核的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世界意义。其五，贯彻落实共享发展理念解决共同富裕实践中的分配问题。既要稳住全体人民共同财富稳步增长的基本盘，坚持做到“两个毫不动摇”，又要巩固实现共建共享的软硬件基础，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不断优化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创新社会保障工作的发展理念、发展方式和治理机制，努力提升社会各群体的获得感、满足感和幸福感。此外，还需要特别注意资本无序扩张的问题，坚决用新发展理念引导资本市场健康运行，让相关参与主体和社会力量始终围绕着增进人民福祉这一目标发挥强大合力。
三是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必须秉持命运与共的价值立场。从人类文明的共同愿景来看，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实现共同富裕是人类共同价值观和共同理想的时代彰显，同时以共同富裕为重要特征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既是发展自身也是造福世界的现代化，为广大国家实现现代化发展提供了中国智慧。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我们扎实推动共同富裕与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紧密相连的，内在规定了我们必须秉持命运与共的价值立场。对此，我们必须辩证地借鉴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中关于富裕发展的思想智慧和实践经验。虽然我们仅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但在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等方面，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仍然存在着一定差距。我们要批判性地吸取和学习他们的有效方法和重要成果。共同富裕实践越推进，我们越要怀揣世界眼光和国际胸怀，在实现本国共同富裕的进程中不断促进全球包容性、共享性和可持续性发展，用无可争议的发展成就向世界展现“十几亿人口走向共同发展、共同富裕、共同分享的新道路和新时代”[1]胡鞍钢、周绍杰：《2035中国：共建共同富裕社会》，东方出版社2022年版，第174页。，在命运与共中谋求全人类发展利益的“最大公约数”。
四是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必须彰显文明进步的典范意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类文明多样性赋予这个世界姹紫嫣红的色彩，多样带来交流，交流孕育融合，融合产生进步。”[2]《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524页。中华文明和合共生的思想基因、马克思主义解放全人类的崇高追求和中国共产党谋求世界大同的政党使命，共同决定了中国的现代化是合作共赢的现代化，中国的共同富裕是面向全人类的共同富裕。在全球化日益推进和国际合作日益深化的今天，“人类需要打破西方所谓‘民族国家’的狭隘局限，形成更加紧密的共同体”[3]韩骁：《文明视野下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及其哲学意蕴》，《哲学研究》2021年第8期。，这既需要各国齐心协力、共同努力，也需要大国勇于担负起国际责任，在展现自身发展成就的同时能够更好解决全球性问题。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们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成功走出了一条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的中国式道路，充分展现了现代化发展的多样性和选择性。我们继续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建设更高水平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不仅改变了西方现代化模式占据主导的国际格局，拓展了其他落后国家走自己道路的途径，在体现中国文明新形态与人类文明之间的一致性中彰显了独特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共同富裕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追求的就是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共同富裕，并借此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发展前景，构成了中华文明复兴进程中不可或缺的关键要素。实现共同富裕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定，它在标定人类文明进步尺度的同时也指向人的全面发展这一终极目标。我们一方面要实现人民群众共同富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
另一方面更要“对世界各国人民有着深厚情怀”，“愿意为世界各国人民造福”，通过提出并积极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来体现共同富裕建设的民族性与人类性的内在融合。可以说，共同富裕作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内核，突出体现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自觉地将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中华文明复兴伟大进程同人类解放事业会通起来，展现了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并推动其持续发展的实践结构，也在这一实践过程中引领人类文明新形态朝着融合中华文明特色和人类文明共性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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